4、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着，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我觉得这段话写的很好，可以说精炼地概括了 “礼”的本质。在中国文化中，讲 “礼”必须讲 “仁”，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为“仁”是“礼”的根基，“礼”不是硬梆梆的外在规范，而是“仁者，爱人”自觉生发出来的外在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并不是像西方人一样有一个外在的上帝监督着不敢去做什么，而是从自己的内在情感出发心甘情愿去遵守的。“仁而不仁，如何礼？”如果外在的规范真是外在于我们的，为什么还会有“守节伏死”的愚蠢行为呢？可惜，我们在批判“吃人的礼教”和“打倒孔家店”的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真的是繁文缛节，儒家文化的生命力何以绵延至今？

    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如是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文化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一个人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这段话说得太精彩了。社会文化对一个人的生活导向和最高价值追求所起的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说明人所生死以之的理想，是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正是内在对情感的高度认同，才有了外化行为中对“礼”的自觉遵循。可以说，“仁”必然会过渡到 “礼”，因为内在的情感必然会外化为行动，而行动必然会遵守规矩。就像你爱一个人，仅仅心里有还不行，还要用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而对外在规范的遵守（就像约会不能迟到，不结婚不能上床一样），已经不是异己力量的强迫，而是自愿，心甘情愿，哪怕付出死亡的代价。

   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

   除非出现像桀纣这样的暴君，除非出现成汤、武王这样的仁君，除非是人心归之，天命归之，君臣之间的名分是万万不能损害的。这里的不能损害，不过是让每个人做好自己的角色而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怎么能混淆呢？混淆角色无异于破坏游戏规则，而破坏游戏规则的人必然要被淘汰出局。

  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

    这是中国人牺牲事实，成全价值的典型表达。“以微子代紂，以季札而君”，按照理性的思维绝对是最明智的，最经济的，因为二者都是贤君，但中国的文化偏偏要牺牲这种明显的事实，来维护价值的正当性：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在这二人眼里，亡国事小，而破坏规矩事大，这种不逆之举实在无法接受。

    内在的情感认同，就这样外化为了对外在规范的自觉遵守。这是社会文化对个人选择的影响。反过来，对外在规范的遵守又会强化这种情感，你在自觉遵守外在规范的同时，心中自然就会萌发一种感情。这就是“克己复礼以为仁”。即使外在的规范异化于你，你一旦遵守成为习惯，内心就不会起妄念，就会保持一颗纯净的赤字之心。所以，治国之道，必须先定名分，定规矩，否则，外在规范的失效不仅会导致秩序的破坏，更关键的是，人的心就会变得毫无忌惮。你见了父母一点规矩都没有，可以和父母大吵大闹，平起平坐，很难说你有孝敬之心，更为重要的是，你就不可能培养起孝敬之心。

   “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 司马光是一个历史学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抓住的正是这一点。他思考没有谈“仁”和“礼”的互动，而是强调“礼”的重要性：

    首先，规矩不能破，破了规矩则天下大乱，大乱的标志就是“礼崩乐坏”，就是“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了外在的名分，人人都平等了，大家为了争夺社会资源肯定会迩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这种局面必然会导致社会资源的内耗和浪费，甚至亡国。所以，民主的思想在这里是没有的，不可能有，而且必须不能有，因为一旦“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就会出现争夺。荀子就是基于此得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人性本来是恶的，不过是圣人制定了“礼仪”让大家遵守，大家才逐渐成为了一个文明人：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比如，立长子为储君就是规矩，这个规矩谁也不能破，不论长子是傻子还是白痴，其他的人都不能染指了，所以大家都别争了。可是一旦这个规矩破了，就会出现混乱，看下面这个故事就是如此：

   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赵简子怎么会不知道立谁为后呢？按规矩当然是长子。可是他偏偏要民主，让他的两个儿子斗，都智力，斗谋略，结果赵无恤胜出了。但他的胜利是因为他勤奋好学吗？我看很有可能是他为了讨得父亲的恩宠费尽心机而已。这样有心机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仁君”呢？ 我们向下读历史，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

    再者，对”礼”的破坏，必然会使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所有的人都将失去敬畏之心。那么，“仁”的根基就会动摇。“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 天子自坏，不过是因为没有按规矩办事从而失去了尊严，而失去了尊严的天子，谁又会拿你当回事呢？所以，对天子来说，“礼”太重要了，一方面关涉社稷的稳定，另一方面则关系文化的崩溃，从社会到个人，都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屏障。前者使得社会紊乱，后者则是乱臣贼子横生，而这不正是“乱世”的标志吗？

    司马光在《通鉴》的开篇，先谈“礼”，可见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打到了痛处。

    所以，在中国政治中，治理或统治国家的理想境界就是“内圣外王”。 前者指个人的价值追求的理想目标，后者则是社会的井然有序。二者是相统一的，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彼此不能分开。如果人人都能“体仁”、“遵礼”，社会怎么会不安定呢？所以，“内圣”在这里是根本，“外王”不过是“内圣”的外在显现而已。反过来，社会的秩序稳定又会促进每个社会成员去追求“内圣”的境界。所以，中国历史上向来推崇“仁政”，讲究以德服人，反对动用武力，即使你在肉体上让他屈服了，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一遇到合适的机会肯定就会蠢蠢欲动，所以不是治乱的根本。所以，攻心才为上策，“仁者无敌”于是成为 “内圣外王”这一政治理想的信念，而这一切又必须寄托于贤明的君主出现。这正是《通鉴》的下面所要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