层层推进  气势逼人

                     ——《与高司谏书》赏析

    欧阳修于景祐三年（1036）写此文，当时他任馆阁校勘。高司谏名高若讷，时任朝廷谏官。据清沈德潜《唐宋八大家古文·与高司谏书》宋晶如注：“宋仁宗景祐三年，仲淹以吕夷简执政，进用多出其门，上百官图，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简不悦，仲淹又为四论以献，讥切时弊，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仲淹对益切，由是落职知饶州。”此即为历史上所说的“庆历党议”。当时朝臣纷纷论救，而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不但不救，反而在友人家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听后怒不可遏，他不是谏官，没有直接为范仲淹说话的权力，便写此信痛斥高若讷。高若讷恼羞成怒，当晚就把欧阳修的信直接交给了吕夷简。位高权重的吕相看到信后也怒不可遏，天一亮上朝，便迫不及待地把此信上奏仁宗，于是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
   《与高司谏书》，形式上虽为书信，内容上虽只是谴责高若讷对范仲淹的个人坻毁，实际上却是一封对旧党迫害新政行为的“发于极愤而切责之”（《与尹师鲁书》）的政治宣言书。文内义正辞严，字里行间透出作者嫉恶如仇的精神。作者于激愤之下所作，故文章言辞锋芒毕露，无所顾忌。他尖锐地指责高司谏并非“愚者之不逮”，而是“以智文其过”，故责骂他为“君子之贼”，又奚落他“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这些激烈的言辞一气呼出于胸肋，荡荡的中气环绕全文。犀利刀笔剖辟高司谏虽为“言事之官”，实为随人进退之辈，虽在“朝中称谏官”，但对范仲淹被贬之事却“默默”“不敢一言”，背地里则累加“诋诮”，故其为人“非君子也”，是“君子之贼也”，言辞咄咄逼人，气势不可阻遏。这股气势即是文气的外在表现，透过文气，洋溢出一位光明磊落、中正耿直的文人兼政治家的气度及精神情操，传达出作者主持正义、情真意切的感情。文气以超越字句之力，综合作品的精神之美、艺术手法之美于一体，把读者引到超越文章的道德观、政治观的境界之中，为作者的正大光明、嫉恶如仇的正义感气势所融合，这就是这篇文章的生命力之所在。

   为了充实内容的气势，需要有一股内在的力量，《与高司谏书》是运用逻辑推理，层层推进，来助长气势之力的。文章开始，论述了作者对高司谏的认识过程，由“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到“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到“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作者对高司谏的“三疑”，其核心是能否“行道”，他认为谏官能“行道”，“非材且贤者，不能为也”。他从谏官“行道”的高度去考察高司谏的“实绩”，结果使他对高司谏越来越“疑”，尤其高对范仲淹无辜被贬这件事的含糊不谏，使欧阳修恼怒不可遏，所以由“三疑”急转直下，推定高司谏是“非君子也”。这一结论是经过“三疑”层层推论而得出来的，极为果断、有力。

   为了进一步证明高司谏是“非君子也”的论断，作者又通过摆事实，充分揭露高司谏是“君子之贼”。作者首先揭露高司谏对范仲淹无辜被贬谪一事不辨是非，反“随而诋之”的行为是“可怪也”；接着又推进一层分析，高司谏的不谏，并非“惧饥寒”、“顾利禄”，也并非“不能”，而是“昂然自得”，“了无愧畏”，干的是毁“贤”“饰己”，“以智文其过”的恶劣勾当，所以纯粹是“君子之贼”。

   铮铮然骂声犹在耳边，作者又进一步推进，谴责高司谏“罪在默默尔”，明确表示身为谏官，默然不语是有罪的。文中先以范仲淹曾被器重的事实，运用两难推理，论证无论范仲淹贤与不贤，高若讷的“默默”都是失职。再引用史实，说明贤与不贤自有公论，世人是不可欺的。而高司谏“又欲欺今人”、又欲“欺后世”，作为谏官这样“行道”，必将落得“他日为朝廷羞”的可耻下场。最后以安道、师鲁的直言敢谏与高若讷的“默默”作比较，痛斥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文章层层推进，层层揭露说理，这样严密有力的逻辑推理，大大助长了文章的气势。

    本文语言犀利，气势逼人，言辞激愤，读来令人有痛快淋漓之感。如：“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乃“君子之贼也”，等等，直言指斥，毫不隐晦，显现出刚直凛然之气。此外，行文酣畅淋漓，设问句使语锋突起，感叹词“噫”的妙用，反语“乃是朋邪之人尔”的恰到好处，段尾的“也”的有力语气，都与文章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凝聚为千古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