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海  摄影/谢伟民
三个人，三条交叉小径，在1980年的花园相遇。

 [ 周立可 ] 
2015年深秋，上海。

站在延安中路铜仁路口上海展览中心南门的人行道上，周立可已经完全遗忘35年前那个中午，她曾经和四明村托儿所的小伙伴们互相牵扯着衣角，在那颗著名的金色五星的俯瞰下，走过梧桐荫翳。

一个多月前，她的一名小学男同学微信她：我在微博上看到你了，一张黑白照片，你左手牵着XX,右手拉着姚老师。没错，就是侬，姚老师当年最喜欢侬了。

周立可将信将疑，将照片下载回家给妈妈看。姆妈大笑：头介大，不是侬是啥人！

周家父母至今还住在巨鹿路上的老房子里，距离上海展览中心一箭之遥。周立可从四明村托儿所、幼儿园毕业后，进入巨鹿路一小就读，之后的人生轨迹和大多数上海女孩子庶几无异。她的母亲和托儿所的姚老师认识，在数十年里陆续有过联系。周立可工作之后，有次去国外度假，姆妈还很开心地告诉姚老师：阿拉立可要去西班牙白相了！

但是，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周立可再也没有见过姚老师。

 [ 姚咏梅 ] 
姚老师依稀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每天午餐前，大约十一点钟，四明村托儿所小朋友的固定节目上演了：穿过延安路，集体去对面的上海展览中心前的人行道兜一圈，再回来吃饭。四明村托儿所的门正对延安路，每次队伍行进到铜仁路口，马路中间岗亭里那名笑眯眯的交通警察，总是很懂经地手动将红灯调为东西向。

小朋友前后互相扯住衣摆，有点别扭地前进，偶尔有后边的踢到前边的后跟，引发一阵小小的埋怨与告状。托儿所的小朋友，基本来自附近四明村、译文出版社和对过展览中心的职工子女。队伍有时会弯进展览中心门前，在旗杆前散开嬉戏一会儿。

那一天，姚老师穿着1970-1980年代上海人民异常熟悉的幼儿园教师职业服——蓝色大褂，秋日正午的阳光，斜斜洒在她在南京西路陕西北路口白玫瑰美发厅做的齐颈卷发上，映射出油亮的光泽。

她牵着周立可的右手，身后一串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像往常一般穿过延安路，右拐到展览中心门前的人行道上。忽然，前方几名老外模样的游客停下脚步，朝队伍举起了相机。自从1970年代中期，她进四明村托儿所做老师之后，这样的情形已经见得太多。她微微朝左边侧了侧面孔，几乎未停脚步，从只顾“咔嚓咔嚓”的人堆前淡然走过。

 [ 谢伟民 ]
谢伟民那年24岁，借调在上海市总工会国际联络部，负责接待来自国外工会的友人。这天上午，他陪同几名日本客人一路从外滩、静安寺观光，走到了上海展览中心。

正是上海气候最宜人的时节，一行人驻足延安路北侧的人行道上，微风过耳，梧桐叶发出“飒飒”的声响。忽然，一条短短的蛇形队伍从对面马路横穿过来，两名女教师前后夹着二三十名孩子，向东而行。日本友人和谢伟民不约而同举起了手中的相机。

孩子们漂亮而明朗，须臾即从镜头里划过，转进展览中心门内的院子。

谢伟民有记摄影日记的习惯，多年后他在笔记本里发现，这一年是1980年11月3日，星期一。

 [ 相遇 ] 
2015年9月1日，谢伟民在个人微博上以“我拍上海”为题发表了这幅黑白照片。

很快，35年前曾经在某个花园的交叉小径上相遇的三个上海人，再度邂逅：周立可的小学同学发现了照片上的前排出镜女生，三天后，周立可微博@谢伟民；而姚老师的儿子也差不多同一时间在微博照片上认出了母亲。

镜头这边的摄影师在多年之后成为一次相会的引子。

深秋，延安中路铜仁路口。30年未见的师生和谢伟民在转角完成了一次事先约定的邂逅。

当年“飒飒”作响的梧桐行道树已经不见踪影，代之以碗口粗的香樟树。周立可比姚老师微微高一点点，俩人手牵手从展览中心南门走过，镜头后的摄影师还是35年前的那个人，只是身后少了一串彼此牵扯着衣摆的小伙伴——他们当然还在，只是消散在人海。

师生从门前折返了，像当年曾经无数次的调头。穿过铜仁路，从已经变得无比宽敞的延安中路朝西走一点，就是昔日的四明村托儿所所在——在1990年代末期的延安高架道路改造中，四明村托儿所已经化为尘土。

延安中路955弄还在，在弄口的“优秀历史建筑”保护牌上，记载着1-11号以及2、4、10三个双号门牌。姚老师回忆，少掉的6、8两个门牌，正是延安高架改建中被临街“削去”的两栋独立别墅，而其中一栋，就是四明村托儿所。

955弄内依旧有多幢保存完好的独立别墅，从外观看占地面积非常大。姚老师说，当初托儿所的那栋楼，和保留下来的这几栋一模一样，是一家人家捐给国家的——不是全部捐，这家的男主人早去世了，满头银发的老太和两个儿子儿媳让出了一二楼所有采光充足的房间，转去三楼的几间小屋栖身。平时，幼儿园的小朋友和老师从正门进出，老太一家从后边原供佣人进出的小门上三楼。偶尔老太和姚老师在楼梯上下时相遇，老太总是客气笑笑。

姚老师至今还记得，老太会在阳光很好的时候，搬一张椅子坐到二楼走廊的窗前，静静看一本厚厚的圣经。老太一家门老有劲的，阿拉听到的辰光，伊拉彼此之间侪讲英文。姚老师说。

姚老师的家，当年就在955弄再朝东几十米的四明村内，在那次高架改建中，四明村前两排联排民居均被拆除，其中就有她自己的家。在四明村托儿所消失前，姚老师已经离开幼教行业，转行做了一名会计。拆托儿所的时候，姚老师没有回来，当时喜欢看圣经的银发老太已经去世，老太的几名孙子孙女都去了国外，两个儿子和媳妇则被动迁组发到一个听起来腔调老灵但非常遥远的郊区——静安新城去了。

2015年深秋，周立可、谢伟民和我，站在延安中路955弄口，望着前方延安高架下的绿化带，如果四明村托儿所还在，就该在那个位置。
（图二为摄影师谢伟民和姚老师、周立可）

暮霭降临前，我们四个说再会。姚老师已经退休，南京西路上的白玫瑰美发厅早已消逝，她依旧是齐颈短发，波浪微微；谢伟民明年将从劳动报退休，这会儿得赶去替爱女参考明年的婚宴场所；周立可要去巨鹿路的老房子看爸妈，那片石库门聚居区也进入了拆迁倒计时。我沿铜仁路朝嘉里中心快步走去，但其实并没有想好要去哪里。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记忆，一如我们庸常的生活。这一天，交叉小径的花园只是在记忆的碎片中复活，但终将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