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严康懋（1878-1929），浙江鄞县人，为民国早期“宁波帮”杰出代表，在沪、宁两地拥有多家银行、钱庄、木行、药行等，曾为上海总商会第八任会董。严氏一生节俭好义、乐善好施、扶贫赈灾、惠及乡里，在20世纪20年代的宁波是妇孺皆知的爱国爱乡的金融家、慈善家。

    设义庄、义田、义学、义仓

    设立义田、义庄、义学是宁波地区长期以来就有的民俗现象，特别是世家大族多有采之。

    义庄是严氏家族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1921年，严康懋在鄞县维勤乡严家汇头置田1000余亩、市屋3所，兴建严氏义庄，赡养族内孤苦无靠者，并附设完全小学。

    严康懋族人大多都是以农为业，生活贫苦。经商的严康懋不忘捐资赡族的祖训，除捐千田亩、置房屋外，对其生活所用的器具、婚丧嫁娶之事也都广为救济。不仅在生活物质上给族人以保障，对其子弟的精神教育也颇为关心。“是田之设，非止济人之急，而以崇廉耻之风，将使从官者清白自持，为士者专意学业”，故严康懋在呈请设立义庄之内，还设立义学。

    为此，严康懋于1917年出资13400元创办私立康懋小学，“建西式楼房3楼3底，辟操场3亩，并在城区购屋数间作为校产，另置校田34亩”。凡族里的子弟及附近穷困人家的子女均可免费入学，小学毕业成绩优良可继续免费保送上中学及大学。这个学校开办后，使很多穷人家的子女不会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失去就学的机会或中途辍学。几十年来，为社会培养了不少有用人才。

    严氏义庄除义庄、义学外，好包括谷仓、祠堂。据后来勘察发现，谷仓当时是与祠堂平行而建的。谷仓作为救济贫民的重要场地，对其记载仅见于后人对其的介绍：“鄞南一带地势普遍较低，所以谷仓的地基高出道地六七十厘米，当年，有短木架梯在谷仓与道地之间，人必须走梯子才能将稻谷送进仓里。”无论是义庄、义学，还是谷仓，严氏义庄“不独嘉惠同族、教养兼施、且遇有天灾亦能推及于外姓”，这种敬宗睦族慈善为怀的品行，在当时人们看来是极为罕见。

    据《宁波市志》记载，宁波地区多发生各种灾害，人们无以为生，出现大批贫民、灾民。每当天灾人祸发生或每年青黄不接民食危难之时，最直接的解决民食的办法就是开局平粜，压低米价。商人严康懋也主动参与平粜一事，独资在城区江东石戏台跟创办平粜局一所，被当时的《时事公报》誉为“足为平粜局模范”。

    1921年夏，宁波一带水灾为患。为了进一步赈灾济民，在会稽道尹黄庆澜的推动下，在宁波成立了宁波华洋义赈分会。《申报》报道说：“会稽道尹公署，昨日下午开华洋义振会……董事中六人，屠鸿规，费冕卿，陈南琴，余润泉，严康懋，胡咏骐。”由于严康懋等人的鼎力相助，使得该会工作进展顺利，影响广泛，对于推动各地赈灾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多渠道筹款，严康懋还曾与总商会负责人屠鸿规、袁端甫等发起“劝节筵资赈济灾民活动”，特印发传单，分发各店铺，倡导“省一餐之食，活多数之命……款缴商会，集腋成裘，藉充急赈”。

    创办医院、贫儿院、教养所

    鸦片战争后，宁波医药界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逐渐形成中西并行的局面。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受西方传教士“兴办医院，治病救人”思潮的影响，宁波逐渐开始新办一大批医院，旨在为广大贫病者提供优惠或免费医疗服务，公益慈善的性质已彰显出来。

    商人严康懋也投身于兴办医院的潮流中，于1911年与余保三、旅沪商人徐庆云等，在江东缸甏弄水仙宫原址集资创办了普仁医院。该医院在严康懋的组织领导下，规模逐渐扩大，医士的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求诊人员也较之以往呈上升趋势，这些都反映出普仁医院在初创时期对宁波地区医疗卫生的改善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

    除公立医院外，严康懋还参与临时性慈善医疗活动——时疫医院的建立与发展中。时疫在当时主要是指瘟疫，是受疫疠之气造成的流行性急性传染病的统称。霍乱作为时疫的一种，在民国初年，对民众的健康和安全威胁最大。当时“宁波公立普仁医院院长张箴言于前月中旬在糖行街某行经理家诊症曾发现”，该病症状极似猩红热，认为“若不亟起扑灭，后患何堪设想？”该病传染极快，“鄞江乡罹是症而死者已达八九人之多，他处亦时有所闻，而在往年视为无足轻重之猩红热（即红痧），今年亦大肆其虐，罹者朝发夕死云”。1919年8月间，鄞县城厢一般慈善家发起临时治疫医院者，已有三处：宁波临时时疫医院、宁波公立时疫医院、甬东临时治疫医院。其中甬东临时治疫医院“系严君康懋等所组织，院址在三江口得懋木行旧址。”凡病人来院就诊者，均不取医药金。在江东公会临时治疫医院中，严康懋又被推举为经济董事，提议“江东区内为客籍伙友养病或身故成殓起见，议决建筑新房舍为永久场所，约九间，三间一局，均用平房，经费三千元”，同时，随着民间社会办医助医活动的迭起，严康懋又为救助“乡里人民贫病起见”，于1921年初将其设立的严氏康懋国民学校旧校舍“加工修饰，开办医院”。

    传统的慈善救助开始迈向近代化之时，在以收容、留养的基础上，开始重视教的功能，采取“教养并重”，以便被教养者日后能自立于社会。严康懋参与筹建的四明贫儿院，便深刻贯彻了这一思想。

    四明贫儿院是严康懋与钱业巨子董维扬、俞佐庭于1925年发起筹建的。该院“拥有西式楼房5幢，西式平房10间，中西平房16间，运动场、农场各一”，具有完备的章程，规定了贫儿院的目的以及经费来源的方式。为了贫儿院顺利发展，严康懋对其进行大量的金钱资助。

    20世纪20年代末，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加之频繁的战乱与水灾，产生了大批失业人群与无业游民，从而加剧了鄞县城乡贫困问题。据统计，当时“城区失业人口男4300余人，女50000余人，救济失业，实有迫不容缓之势”。解决游民与城乡贫民问题开始与救助贫儿孤儿问题一样，成为了当时政府及慈善家所关注的重点。

    宁波七邑教养所开始于1924年，其成立目的在于“安插此辈游民与乞丐，而授以教育，给以工业上知识，使之为社会生产者”。严康懋对其成立不遗余力地进行捐助，在游民教养所筹备会上“与赵宇楼合一队，每队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