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举办了“储蓄互助社小额信贷培训手册”研讨会，在会上与原香港储蓄互助协会主席苏国荣先生时隔20年后重逢。

    储蓄互助运动最早在1880年代兴起于德国，在二战后的欧洲得到迅猛发展，后发展到加拿大、美国和其他国家。韩国是亚洲储蓄互助运动发展最快的国家，香港从60年代开始创立储蓄互助运动，目前已经有储蓄互助法。储蓄互助社运动倡导的是自立和互助，会员通过储蓄相互提供资金帮助，为会员提供贷款，以应不时之需。储蓄互助社以有相同背景或关系的人为基础，例如，香港警察储蓄互助协会的会员都是警察和协理员，目前有3万会员，资金规模达到27亿港币。

    苏国荣先生在60年代就开始参与香港储蓄互助社的创办，并参与推动立法工作。他退休后依然积极在全球各地推广储蓄互助运动，并担任了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会秘书长。他说，储蓄互助社与银行的区别在于: 你在银行那里只是个 number, 银行不会关心你；而你在储蓄互助社是 member, 是股东，成员相互关心和帮助。

    为保证自立和互助的原则，储蓄互助运动十分重视会员教育，每个协会都设有教育委员会。苏国荣先生说，储蓄互助运动有三个关键因素：第一是教育，第二也是教育，第三还是教育。

    20年前，当我还在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工作时，我们曾与香港储蓄互助协会合作，在山东临沂一个小村庄开办了一家村级储蓄互助社，那个村庄很多人是基督徒，因此是通过教会开展的组织工作。几年前，那个储蓄互助社还找过我，他们依然在运行，但缺少资金，希望我帮助。我就把他们推荐给了HOPE INTERNATIONAL，互助社的领导是个神甫，给HOPE 的负责人谢了封信，希望得到支持，但最终没有落实。主要原因是，HOPE的负责人认为那封信并没有体现储蓄互助的精神，好像把希望都寄托在外部的援助上，这不符合其宗旨。

    20年后再次与苏国荣先生相逢，感概万千，他在会议致辞的时候以20年前与我的合作故事开头，打动了参加会议的人。他说做梦都没想到山东那个互助社依然还在运行，可见其生命力。

    20年前与香港储蓄互助社的合作可以算是我在小额信贷领域的第一个项目。后来我曾试图在云南将其经验运用到UNDP扶贫项目中，但由于没有储蓄互助社那样系统的理念和经验，没有成功，又因接触到了易县的GB模式，便放弃了在储蓄互助领域的实验。

    储蓄互助社在农村就是“村银行”，就是银监会同意开办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也是扶贫办和财政部推广的贫困村发展基金。但是，全球的储蓄互助社有着统一的理念和管理模式，治理结构十分健全，管理严格规范。世界储蓄互助协会联盟（WOCCU)总部设在美国，我曾去拜访过。前年，WOCCU的总裁摔团来华访问，我曾给他们讲过课，并建议他们与全国总工会合作，开展城市职工储蓄互助试点。

    如果20年前在山东的试点能够坚持并扩大，也许中国的小额信贷发展模式会有另一番风景。20年后，香港储蓄互助社协会又与经贸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合作，准备在云南文山开展实验。而“村银行”模式也正成为国内小额信贷领域关注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