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其实并不老，而是纯粹属于自己一厢情愿的称呼，或者凡事都是相对而言的。从去年八月到兰州工作开始，我的大包小包行李就停放于舅舅在这座城市的住处——一套据说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房子，似乎是某个省属单位的家属楼，外边看起来也不算老，但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中，房龄接近三十年的楼房毕竟是老房子了；跟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比起来，跟那些修得越来越高的建筑比起来，跟所谓的现代化都市比起来，逝去与衰老都在比较中愈加明显——这就如同过了中年的教师常常向我们感叹韶光易逝，青春不再一般，就像在十多岁的学生面前，我们稍显年轻的脸仍是不可避免地带上来作为教师应有的庄重——凡事都是相对而言的，这句略带有哲理的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听起来像是真的那么一回事，同时，我的脸上闪现出的是同样不可置否的茫然。

所以，从我搬进这套曾经住过舅舅一家五口人，并且摆放着大量之前使用过的家具的房子起，我的脑海中就不断闪现着我的表哥表姐们在各自的卧室里挑灯苦读的场景，这样的场景也无数次地在几年前自己位于老家的房子里出现过。那个时候，一切的缘由都是那么简单。初三那年头一次到兰州，最后一晚便是在舅舅家度过的，屋子不大，却样样齐全，那时的表哥已经在兰州的一所大学就读，逢年过年或者周末都可以从容不迫地回到他在兰州的家，我和他挤在同一张床上，一整天的行走让人颇为困顿，很早就安然睡着，而表哥则保留了他夜读的习惯，不知道看书到何时才入睡。我居住的房间正是表哥当年住过的地方，连屋内家具的陈设都是原来的模样，唯一的变动也许是垒起来的书全成了我阅读的类型。

于是我称居住的房子为“老屋”，一个“老”字蕴含有许多重意味，既可以理解为房龄的长久，也可以说是老房子、以前住过的房子，更是把亲切亲近之意融入其中，每次跟同事朋友说“我回老屋了”“在老屋待着”的时候，这栋简单而不简陋的房子，将我诸多的记忆喷洒在温情之中，然后再走过，再想起。

有几次在阳光明媚的早晨，太阳光早已透过玻璃窗照在桌上地上，氤氲在老屋暖洋洋的气息中，胡思乱想又开始蔓延。

假如说不是舅舅坚持让我住在他家，我应该会和其他工作的同事一起租房，蜗居在这所城市的某个角落，我和老屋的缘分就仅仅停留在偶尔探视的层面，或许我也不会称其为“老屋”。

假如说我在兰州没有亲戚，如同我在上海求学一样，所有的一切全靠自己去寻找和探求，抬头举目无亲，低头思念故乡，哪怕兰州到老家的距离比起上海来不知要短上多少，我仍旧是一个漂浮在异乡的人，而这种漂浮，说不上是幸与不幸。

假如说学校能为我们新来的教师配备宿舍或寝室，那最起码的一点是我们不需要租房或住在亲戚家，上下班的路程骤然间会缩短，即使空间不大、范围很小，但至少能解决基本的住宿问题，拿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讲，基础打不好，上面的需要再宏伟，也是白搭。

假如说没到兰州工作，这就涉及到太多的假如，可是假想和现实的差距总是在假想之初始料不及的，“老屋”成为事实上我在兰州的住所，而且一住就是九个月。

然而，九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经济纠纷打破了原有的安静，不想去回忆这场纠纷产生的背景和存在的冲突，我只记得在“老屋”的房间里，被动着失去了太多的东西，而这种失去，将无从弥补，包括手中拿不到的和心底永远丢失的。

现在虽然搬离了老屋，却时常想起老屋所处的位置，下车之后行走的道路，门前高大的柳树，楼下宠物商店里活泼可爱的小猫小狗，窄窄的楼梯，宽厚的门板，简洁的厨房，凌乱的卧室，加上窗外时而静谧时而热闹的小学校，点点滴滴，构成了初来兰州的深刻印象。印在脑中，埋在心里。

几天前下班后不知不觉地走到老屋楼下，门上的锁子早就换掉了，抚摸着还挂在扣上的原来的钥匙，突然间满是感慨：物是人非原来竟是如此迅速，时光留下来的恐怕永远琢磨不清。这把开不了锁的钥匙，还是挂着作为对老屋怀念的一样东西吧。

别了，老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