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福建文艺界》2015年11期

       我心目中的“闽派诗歌”：是指福建籍诗人所写的优秀诗篇的集合。我最心仪的“闽派诗歌”当代四大家是（按出生年龄排序）：蔡其矫、郑敏、彭燕郊、舒婷。二十年来，我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就是与他们的佳作相伴，在研读和写作中快乐度过。

      “闽派诗歌”是福建籍的诗人群体，是“诗群”，而不具备“诗派”的共同特征。讨论“闽派诗歌”，并不是要简单地概括出几条“闽派”的特征，而是对福建籍诗人群体，作一次集中而全面的研究。既有整体的扫描，又有从整体的角度，对其中作为个体的优秀诗人，特别是代表性的大家，作深入的探讨。

      “闽派诗歌”四大家的祖籍：蔡其矫、舒婷的泉州；郑敏的福州；彭燕郊的莆田；都是福建历史文化最为深厚的地方。家族遗传、故乡环境、童年生活，对他们的影响极大，决定了他们一生的精神发展和追求。

      “海上丝调之路”的起点：泉州，古称“刺桐”。经唐、宋到元，刺桐港已成为世界海洋的中心。当年，许多外国人到刺桐港经商贸易，还与泉州妇女通婚，所生的混血后代，俗称“半南蕃”。他们一代代的繁衍，并最终融入汉族；但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异质”，很难完全融合。“半南蕃”的后代，不可能被彻底“同化”。 “混血”和“多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在遗传中顽强而神秘地延续下来。

       蔡其矫的曾祖父，是泉州的航海富商。祖母来自泉州的新店，母亲来自旧铺。这一带，原来是宋、元阿拉伯商人的居留地。也就是说，蔡其矫的祖母和母亲，都属于“半南蕃”的后代。父亲是印尼华侨，蔡其矫儿时曾在印尼读小学。回国后，在泉州教会学校培元中学读书，他的中小学时代，是生活在多元文化并存的语境中。已经具备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三大要素：血缘、宗教和语言。他的血缘是属于阿拉伯血统的“半南蕃”后代，他在培元教会学校所接受的《圣经》博爱思想，是他诗歌人道主义的来源之一；他所掌握的英语，为他后来阅读和翻译外国诗歌打下基础。所以，蔡其矫那种追求自由开放、多元互补的海洋文化性格，才得以形成和发展。

      舒婷原名龚佩瑜，祖上是泉州有名的龚氏家族，清代出过“一门八文魁，三代两翰林。”泉州人称为“翰林龚”。家族中有不少能吟诗作赋的文人，袓父是个秀才，父亲出身基督教家庭，一生喜爱诗文，编有《南塘龚氏诗存》，为龚氏五代旧诗和新诗合集。舒婷很小的时候，具有“半南番”血统的外袓父，就教她读古诗。舒婷两边家族文化的特点，正如鼓浪屿的文化环境：既有古老家族的民族文化积淀，又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浸染。这种中西文化交融的家族文化基因遗传和童年生活，孕育了舒婷的天分和审美方向。她后来之所以喜爱何其芳的《预言》诗集，就是因为《预言》将宋词传统，与西方象征派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现代诗。舒婷由此接通了新诗三十年代的现代派传统。

       郑敏的祖上，是福州一个出过举人的古老的王姓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学渊源。她的外祖父王又点（典），是前清福州一位颇有名气的词人。家族中，很多人都会吟诗作赋。郑敏的生父姓王，也爱写诗，自称“居士”。天性敏感的生母，常常坐在窗前，用福州话吟诵古典诗词，时而低吟，时而高咏。幼小的她，虽然不懂其中的含义，但母亲声音和诗的韵律结合在一起，令她产生一种十分美好的感觉。这就是最早的“诗教”，在她的心里，种下了诗歌的种子。郑敏后来所学，虽然主要是“西学”，但她家族的诗书遗传和童年环境，使她的文化之根，早早就扎在古典汉诗的沃土之中。

      彭燕郊的家族，在莆田黄石，拥有很多田地。小时候，他总喜欢一个人跑到后山的田野和山坡，躺在草地上看天，驰骋他的想象和幻想；或者一个人，沿着山野，漫游到风景幽美的远方。乡村童年无忧的生活，培养了他一生对大自然、对土地的热爱，和诗的想象。当年莆田的教育很发达，一个县城有九个中学，很多青年到北京、上海读书。回到家乡，带来很多新的思想和新的书刊，形成浓厚的新文化环境。彭燕郊在县城上高小和初中时，小小年纪就买了很多书，还经常向从外地求学回乡的学生们借书。他读鲁迅的《野草》，闻一多、徐志摩等人的新诗，还有全套的《语丝》合订本。彭燕郊对30年代新文学和新思想的渴望和热爱，此时已经形成，决定了他一生对文学，对诗歌的追求。

      这四位大家各自独特的文化之根，都深深地扎在故乡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具有鲜明的福建地域文化特色，这也是“闽派诗歌”的特点之一。

      流行观点认为：舒婷是朦胧诗代表性诗人，郑敏是“九叶”诗派，彭燕郊是“七月”诗人，蔡其矫属于“晋察冀诗群”，都被学者们归入20世纪新诗史上著名的诗歌流派。其实，他们的晚年或后期，都在不断突破所属的诗歌流派，有更为重要的发展和创新。

       蔡其矫、郑敏、彭燕郊，是新时期“归来的诗人”；又是“归来诗人”中少数能在晚年爆发出新的活力，创造辉煌，达到当代一流水平的老诗人。所以，被称为“老生代”。舒婷比“老生代”幸运，虽然也经历过苦难岁月。但她在年青时，已经获得盛名。可贵的是，她虽然是朦胧诗的标志性诗人，但并没有在此止步。1985年，她转型进入“新古典”时期，写出《滴水观音》、《圆寂》这样堪称现代汉诗的杰作。九十年代又再度转型，创作出带有后现代风格的长诗《最后的挽歌》。

       总之，“闽派诗歌”当代四大家的这种终生努力，不断进取的特点，是值得大书特书。他们既属于福建，更属于中国。他们的诗歌成就，不仅是“闽派诗歌”之冠，而且也代表了当代诗歌的一流水准。正因为如此，“闽派诗歌”，才与北京、四川，被称为中国当代诗歌的“金三角”。

       虽然四位大家创造了当代一流的诗篇，但是要真正理解和认识这些杰作，并非易事。诗歌的欣赏和接受，在所有文体中最为困难，要经历长期的研究、解读和传播，才能逐渐为广大读者所接纳。

      四大家中，舒婷诗歌已经进入了当代经典化；但众多的研究和传播，只集中于她早期的朦胧诗。其实，舒婷创造了三种不同艺术类型的诗歌：早期的朦胧诗影响最大，中期的“新古典”艺术成就最高，后期《最后的挽歌》最具先锋性。但中期和后期的诗歌，却少有人研究，更不为读者们所熟知。

       晚年郑敏，在诗界和学界影响很大。但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只是被选入高考考题的《金黃的稻束》，而对她早期诗歌和晚年代表作《诗人与死》，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特别是对她诗学和文化理论的精深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因为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水平，与她相比，还有相当的距离。

       蔡其矫的诗歌，在新时期以来主要影响是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作，如《雾中汉水》、《波浪》、《祈求》。经过谢冕等诗评家的解读，广为流传，享有盛誉。但对他数量众多、成就最高的晚年诗歌却研究不够。蔡其矫是新诗史上罕见的壮美和柔美兼得的大家，既有表现雄浑壮丽的《在西藏》和《海神》；又有柔情如丝的《风中玫瑰》和《距离》；其艺术的多样化和独特性，达到上乘的境界。但所知者甚少。用刘登翰的话来说：对蔡其矫的研究，21世纪才刚刚开始。

       彭燕郊诗歌，在四人中，读者最少。特别是福建读者，许多人不知道他是出生和成长在莆田。相比之下，讲到当代散文诗，闽人多数知道莆田的名家郭风，却不知同出于此的彭燕郊。对他晚年的代表作长篇散文诗《混沌初开》，更是知者了了。福建学者，也很少参与彭燕郊诗歌研究。因为建国后，彭燕郊长期居住在湖南，并终老于此。幸运的是，湖南有一批崇敬他的学生和学者，非常认真地在从事彭燕郊诗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

总之，从诗歌传播的角度看：不管是舒婷、郑敏，还是蔡其矫、彭燕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最好的杰作，还鲜为广大读者所知。

       近年来，福建提倡弘扬“闽派诗歌”。而代表“闽派诗歌”最高水准的“当代四大家”，自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提倡“闽派诗歌”，要加强对标志性诗人和优秀文本的深入研究，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热闹。要让他们的杰作，真正进入广大读者的心中。这其实也是诗人们的心愿。彭燕郊曾经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所有的写作者都期待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