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史论》系列279|李佐军、田惠敏:民航改革全面展开
(2019-02-20 12:58:48)2002 年早春的两个日子在中国民航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1月23日,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正式通过了经修改和完善后的民航重组方案;二是2月5日,民航总局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民航重组方案。重组方案中,以国航、东航和南航为主体,形成三大航空集团。这标志着自1987年以来民航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改革全面展开。本月,国务院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务院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经贸委行政审批项目审核试点工作小组。
一、重要文件《中华人民共和-
国务院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200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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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加强认证认可工作的通知》。(200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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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部印发《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2002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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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重组方案正式出台。(2002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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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2002年2月5—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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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2002年2月21—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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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国家经贸委行政审批项目审核试点工作小组。(200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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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002年2月27—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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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贸研究》刊发赵春艳和何炼成《经济体制变迁中的收入差距问题研究》的文章。文章提出,在对我国不同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模式及分配格局对比分析的基础上,认为收入分配总是与特定的经济体制相关联的。因而,引起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合理及不合理因素,均可从当前经济体制运行的状况中找到根源。因此,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逐步消除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扩大的制度性因素,不仅有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200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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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研究》刊发郭树清《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与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文章。文章提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目前宏观调控面临的首要问题,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是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要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方式的多样化,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一是积极地、有选择地扩大部门机构债券的发行规模;二是迅速开展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的试点;三是加快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步伐, 充分发挥公司债券的筹资作用;四是鼓励和引导更多的基础设施、可经营的公益事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股募集资金;五是设立专门的或综合性的投资基金, 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六是银行应进一步加快信贷结构调整, 增加投资和消费信贷, 减少中间性贷款;七是鼓励各级政府通过贴息的方式支持公益性项目建设;八是中央政府的国债发行可保持现有规模。(2002年2月28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2年2月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98.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为95.9;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1407.99亿元;原煤产量当期值为6848.7万吨,2002年累计值为15182.5万吨。
五、作者点评【民航改革全面展开】民航业是我国的一个重要经济部门。1980年以前,我国民航实行的是政企合一的管理体制,民航隶属关系数次发生变动,但主要是由空军负责管理。1987年开始,民航实施了以政企分开,管理局、航空公司、机场分设为主要内容的体制改革。随着我国民航经济运行大背景的变化,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国际航空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等,我国民航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方面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如运输能力分散、企业规模小、负债率高、竞争不规范、资源浪费、缺乏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等等。我国民航已经不能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民航的战略重组势在必行。
2000年7月,我国民航总局开始酝酿对民航企业实施战略性重组,经过两年时间的铺垫与准备,这项涉及7.3万人和1500亿元资产的大规模战略重组终于拉开帷幕。2002 年早春的两个日子在我国民航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是1月23日,国务院正式通过《关于深化民航体制改革总体框架及直属航空运输企业重组方案》,按照方案要求,从航空运输企业、服务保障企业、机场、行政和空管五个方面全面推开民航管理体制改革。民航改革主旋律的乐谱由此最终敲定;二是2月5日,民航总局公布了经国务院批准的民航重组方案。重组方案中,以国航、东航和南航为主体,形成三大航空集团。这标志着自1987年以来民航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复杂的改革全面展开。随后,2002年3月,国务院批准《民航体制改革方案》,10月11日,民航三大航空集团公司和三大民航服务保障集团公司同时挂牌成立,标志着中国民航的重组基本完成。
六、作者论谈【尽可能形成激励多数人的制度推进“人本改革”】不管是文化制度、法律制度,还是组织制度(含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管理制度,都要通过改革尽可能形成激励多数人的制度,充分调动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相对应,要尽可能形成约束各种主体(如政府、企业和个人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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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博导,先后师从张培刚教授、吴敬琏教授
田惠敏: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先后师从张培刚教授、厉以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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