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需目标倒逼和标准严控

2014-08-01

　　【导读】京津冀大气污染限期治理，中国石化、中国石油、首钢股份等多家重量型A股上市公司赫然在列。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整改进程表进一步明确。环保部近日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要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492家企业于2015年全部完成整改并达标，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较2013年下降30%以上。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工业布局一直是引起高污染的“老大难”问题，一些企业看到环保治理要增加投入，影响生产进度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部门地方政府也觉得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调整必将影响地区的税收财政，这就让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众多的利益博弈。

　　我们认为，环境规划治理实际上还有很大探索空间，仅重视对生产者的治理是不够的，需要政府部门探索更为精确和均衡的环境治理模式。经济活动治理和减排过程并非“零GDP”活动，污染治理对于生产设施的高效化改造也属于产业创造，排污改造也能增加GDP。

　　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占我国国土面积仅6%，但火电装机面积达到31%，消耗煤炭占到全国煤炭消费总量的40%。绿色经济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路径，此次方案要求整改力度大、时间短，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秘书长于法稳认为，这个时间表在实施当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对此解读。

　　经济之声：我们知道华北的雾霾污染时间很长，这次有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的时间表，此次整改重点集中在电力、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四大行业，涉及大唐发电、中国石化、中国石油、首钢股份、河北钢铁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要在2015年底前实现近500家企业的治理，而且有很多重量级国企，怎么样才不会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真真正正把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下来？

　　李佐军：要想把大气污染排放总量真的降下来，从手段来看，有两个方面的关键手段，必须要重点考虑。一个是目标倒逼，就是指定非常明确的减排控制的目标，用目标来促使各个主体实实在在把污染排放减下来。第二个方面的手段就是标准严控，也就是通过已经制定的，或者将要制定的标准，严格按照标准执行，把污染排放物总量把它降下来。从各个主体的表率来看，因为涉及三大主体，每一个主体都要实实在在做好自己的工作。从政府这个角度来看，政府最重要的实际上是要转型，也就是说由原来的经济型政府要向社会型政府转型，把政府的主要职责放在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定位上面来。从企业来看，尤其是国有企业还有很多央企来看，要带头，因为污染减排是一个全社会大家共同要努力的事情，对国企来说承担更大社会责任，带头的做好工作。

　　经济之声：所以我们通过目标倒逼以及标准严控这是两个方面，还有第三个方面？

　　李佐军：刚才说主体来看有政府要转型，国有企业要带头，还有就是社会方方面面也要加强监督，社会作为每个居民或者其他的主体来看，也要自觉的在污染减排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经济之声：当然我们一谈到污染的防控，一个地区的污染必须进行区域联防联控，京津冀一体化过程中尚有诸多问题需要理顺。据了解，目前，京津冀三地的环境质量标准执行的是国家标准，但是三地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所不同。如果实行环保一体化，企业的排污标准该如何制定并监督？

　　李佐军：要实现环保的一体化，有几个方面的一体化要一起考虑。第一个方面是标准要一体化，也就是说京津冀三地的企业排污的标准或者其他的标准，要逐步统一。第二个方面，还要政策也要一体化，因为涉及到治污还涉及到相关的财税、金融、人才、科技的政策，这个政策要有统一的考虑。第三个是实施机制的一体化，也就是有关污染治理的机构，包括机构的职能，以及相关的激励约束的机制，也要有统一的考虑，协调的行动。

　　还有一个方面是监管要一体化。因为政策也好、标准也好，它效果怎么样，最终是要通过监管来实施的，来执行的。那么监管的话当然相关监管的机构，监管的办法怎么来实行协调，整个环保一体化取决于整个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或者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因为环保它也不是独立的，如果我们其他一体化比较滞后的话，环保一体化也可能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经济之声：所以您谈到了标准、政策、机制以及监管，而在这个机制方面，我们知道大气污染整改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期间也会涉及到企业的整改，包括限产、停产，企业和地方税收有损失，这方面的困难有没有解决的方案？

　　李佐军：困难确实不小，但是面对困难我们应该积极寻找解决的方案，寻找出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调整观念，因为过去很多地方，包括企业总是把GDP财政收入企业的效益作为最主要的考量因素，但是在目前环境污染形势这么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把观念更多的朝绿色、低碳这方面转一转，这样你心里面感觉有的东西不是损失了，因为你除了GDP要收入之外，我们还要安全、还要健康、还要生命，这个关键要调整。

　　然后，还有调整的目标，原来我们以GDP论英雄的以企业单纯的效益来论英雄的，如果我们把目标调整的更加多元化，更加合理。这样的话，有些问题就它就变成问题了，困难也感觉不是那么困难了，方向目标变了。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为解决这些困难寻找出路。比如说要搞好生态的补涨，要加强财政的转移支付，还要顺应那些在污染治理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企业和个体，提供应有税收的优惠等等，那么这样一些政策和制度，来解决面临的这些困难。

  来源： 中国广播网“经济之声”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