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佐军：亟待设立灾后重建办

投资者报 (记者 缪舢)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成立了灾后重建规划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受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在为灾区的灾后重建做规划方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接受了福特基金会的一笔研究经费，对灾后重建进行调研作出规划；建设部直属的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冒着危险，在救灾前线做灾后城镇重建的规划方案。

　　此外，国务院其他部委和社会研究机构也在忙着做灾后重建的课题或方案。如此多的重建方案，会采用谁的？震灾对我国产生怎样的影响？为此，《投资者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佐军。

　　《投资者报》：众多部门和研究机构在做规划方案，政府该如何取舍？

　　李佐军：凡事预则立，灾后重建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规划。规划是重建的第一步，一定要做到位。在一片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城市由于起点高，与旧城相比，新城市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

　　所以灾后重建的规划不是简单的恢复旧城原貌， 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如原来城建中不科学的地方要调整，教学楼的建筑标准要提高，地震活动最为危险的地方要移民等。灾后重建的规划应当是符合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发展、区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上与地下安全的要求，要把这些科学发展的理念融合到规划方案里。

　　虽然多家机构在做重建规划方案，但都是从各自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议、设想，做着各自层面的规划，最终来影响国家的决策。

　　最后，中央政府来统一协调，把最有智慧、最切合实际、最可行的具体内容再经过论证后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最终实施的规划方案。现在大家都在献计献策，规划方案更要集思广益。

　　《投资者报》：这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取向的一个大进步？

　　李佐军：这是一个大的进步，能够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和智慧，还有民间机构自发的力量，大家一起努力去做同一件事情。国务院在灾后重建表现出的是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

　　《投资者报》：对于民间机构参与规划方案的设计，是不是需要支付科研经费？

　　李佐军：现在大家做的规划方案都是自发的、主动的，就像捐款一样。我并未听过需要收费才做灾后重建规划。我5月27 日参加了北京一家研究机构关于灾后重建的一个课题研讨，他们也是自发的，政府并没有支付经费，他们自己愿意做。

　　《投资者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国际上有的国家遭受巨大自然灾害后的重建，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比如 2004 年底斯里兰卡发生海啸，为了提高救灾和重建效率，组建了一个统一的机构“海啸重建发展局”。你对此怎么看？

　　李佐军：在汶川大地震之前，我国经历过一次强烈破坏性的唐山大地震，大地震灾后的重建经验不是很足，需要借鉴一些国外经验。

　　《投资者报》：地震发生后，你提出要成立统一的灾后重建机构或者部门，部分学者并不认同。你如何看？

　　李佐军：灾后重建跨区域、跨部门，现有的机构不足以驾驭这样复杂的局面，调动起很多部门的力量。必须要针对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专门设立一个机构，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包括政府部委的力量，这种必要性毋庸置疑。

　　这个机构不一定是常设机构，就像以前政府为了特定的重要发展战略目标，设立过“西部办”、“三峡办”这样的一个领导小组。这种领导小组具有综合性协调的职能，可以把现有的各部门力量进行整合、协调。随着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个机构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

　　针对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我建议设立“重建办”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应当由国务院总理或者副总理这个层面来领导，甚至更高层面，因为重建过程中还可能会涉及到军队系统。在高规格的统一机构中，有利于保证灾后重建能够有序高效地进行。

　　《投资者报》：我国在 1976 年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单纯从经济上来说，汶川大地震与唐山大地震有什么主要区别？

　　李佐军：这次大地震余震强，汶川地震带地质结构复杂。尽管死亡人数没有唐山多，但受灾人口比唐山多，范围更广，复杂性更大。四川是我国著名的农业省，是主要的粮食和生猪产区，对农业会有一定影响，但灾后重建对当地的经济又有一定的拉动作用。

　　《投资者报》：中央财政已经为抢险、救治以及下一步的重建拨付了 700 亿元，地方财政是否需要配套投入？

　　李佐军：地方财政要根据本身的经济实力决定。四川省的经济实力并非特别强，属于西部地区，它本身在受灾，不能指望四川本身在这方面作很大的投入。我觉得不能对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实际上四川本身已经承担了过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