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忠与私忠    

                                            陈杰思    章秉纯

  (1、云南师范大学管理科学系，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２；２、云南师范大学校办，云南，昆明  ６５００９２)

        关键词：公忠、私忠、公德。                                                                   

        摘要：因忠的对象不同，可以区分为公忠和私忠。中国传统社会私忠观念强烈而公忠观念淡薄。中国当代的公德建设要实现从私忠到公忠的转变。

                Public loyalty and private loyalty

             CHEN Jie, ZHANG  Bing-chun

    (1.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Scienc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2,China.)

 Key words:        Public loyalty;  private loyalty;  social moralit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differ loyal object, loyalty divides Public loyalty and private loyalt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society, private loyalty is intense and Public loyalty is dim. Chinese up-to-dat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must changes from private loyalty to Public loyalty.

      “忠”作为综合性的伦理品质，有如下多重含义：

        第一义为尽心尽力。《说文解字》释为：“敬也，从心，中声。”段玉裁注：“敬者，肃也。未有尽心而不敬者。……尽心曰忠。”第二义为大公无私。《忠经》将“忠”释义为“中也，至公无私。”《左传》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1]。第三义是忠贞不二：即忠的主体对忠的对象坚定不移地奉献，始终如一。《忠经》强调“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2]孙中山先生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3]第四义是坚守正道：“忠”作为一般品质，要在终极伦理品质和终极行为规范的指导下运作：“忠者中此者也。”[4]忠的对象必须是正义的人类事业，忠的行为必须符合正义与仁爱之原则。第五义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诚心以为人谋谓之忠。”[5]此五种意义，共同构成“忠”的完整意义。缺少当中的某一项，“忠”就会发生变异。缺乏“忠”的第一义，“忠”就会变得轻飘不实；缺乏“忠”的第二义，就会把“忠”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缺乏“忠”的第三义，就会成为见风使舵的圆滑之徒；缺乏“忠”的第四义，就会成为不辨是非善恶的走狗；缺乏“忠”的第五义，就会流于虚伪。

        “忠”所面对的伦理境遇，便是真实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不象孝那样，只面对简单的家庭生活。可以根据“忠”的对象，将“忠”区分为公忠和私忠。

        公忠的对象祖国、人民、正义事业。人应当忠于自己的祖国，“临患不忘国，忠也。”[6]要有敬业精神，克尽职守，“能上尽言于主，下致力于民，而足以修义从令者，忠臣也。”[7]

        私忠则是忠于某个人或某集团，如果忠的品质是面对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而发用的，那么，忠的伦理品质很快就会陷于这样的困境中：第一，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总是有属于自己的私利，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这样忠的第二义就便抛弃了。第二，某个人或某集团，一般指的是君主、主人、权利集团，君主、主人、权利集团不奉行正道时，私忠的主体也就在忠于它的同时，必然是助纣为虐，这样就违背了忠的第四义。第三，由于忠的对象是具有欲望的集团和个人，他们为维持自己权威，必然要求忠的主体无条件地顺从他，否则就会被视为是叛逆。这样一来，忠贞不二的品质即转化为绝对服从。如有“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8]之说，如果这样，就违背了“忠”的第四义，不能够坚守正道。第四，表面上，忠于某个人、某君主或某集团，在许多情况下，忠的主体并不是出于真实情感而是出于功利需要，或慑于威势，投附于某个人、某君主或某集团之下。这样，也就违背了“忠”的第五义。第五，如果是出于自身的功利需要，或慑于威势而表现出对某个人或某集团“忠”的行为，实际上他也就不可能为该人或该集团尽心尽责，这义违背了忠的第一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忠的伦理品质如果是面对不义的个人或集团，如很快就会引起各种内在的矛盾，从而使“忠”走向变异，使“忠”的的伦理品质趋于消解，甚至滑向奸。所以，历史上中奸难辨，行为上忠者，实乃大奸。私忠走向奸，这是一般的情况。若要性阻断忠走向奸的道路，至少有这几个前提：第一，所忠于的个人或集团完全是国家、人民的利益的代表。第二，所忠于的个人、集团坚守正道。在具备这两大前提上之时，私忠才具有合理性。在当代社会，如果每一个经济集体是按照正当的方式存在和发展，那么，对这样的经济集团的“私忠”，乃是现代企业伦理的核心范畴之一，这可使集团内的成员齐心协力，团结奋斗。在家庭生活中，也可以提倡私忠，即夫妻要双方平等地忠于对方。

        中国古代，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较为淡薄。长期以来，中国人生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里，在中国的周边地区，没有一个势力强大的长期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国家，在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只是被看作“化外之民”，中国人只有“华夷之辨”的文化意识，而缺乏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只有在受到北方强大的少数民族冲击之时，民族意识才昙花一现。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忠于祖国的观念并不是持久而强烈的观念。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里，在一个血缘宗族占支配地位的民族中，不可能形成“人民”的观念，也就难于形成“忠于人民”的信念。至于忠于正义事业方面，表现得更差。中国社会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个人的利益的获得，不是靠事业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关系。综上所述，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公忠的观念较为淡薄。

        封建等级制度，在君与臣民之间设立了一道不可越愈的鸿沟，使忠的品质不能在政治领域中正当地发挥出来。荀子的性恶论，实际上否定了忠的主体的人格尊严，使忠的主体论落为被控制、被训化的对象。董仲舒的天赋君权论，将君主高高尊奉起来：“天子受命于天，诸候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9]在此情形之下，忠的主体就不能出于真实情感，而是出于权力威慑和自感卑微，屈从于忠的对象。

        所谓“忠君爱国”，实际上是企图把公忠与私忠混淆起来。这是就存在着一个假设的前提：君主代表国家的利益，“朕即国家”。当这一前提不成立时，忠君就不能相应的产生爱国的效果。在历史上，实际存在的大多是私忠而非公忠，这是为何？很简单，私忠，是那些地位低卑的人投靠权势人物或权利集团的法室。当此人被权势人物和权利集团认为是忠于他们的人之时，权势人物或权利集团也就将其纳入自己的保护圈内，并且此人可以获得相应的地位和现实利益。与此相反，公忠，由于其对象的抽象性和广泛性，奉行公忠的人很难从其忠于的对象那里获得直接的现实利益和保佑，因此，奉行公忠的人必须有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从伦理学的角度上来讲，私忠不仅不是道德的善，甚至还是恶。我们应该坚决地否定私忠，倡导公忠。我们绝不能在世俗社会中找到某权威人物作为忠的对象，否则，权威人物的罪恶立即转成为全民的灾难。

        从所谓君臣关系上界定的“忠”，只能是私忠。孔子曾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0]，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实际上也就是强调私忠的前提：即忠的对象必须是有道之君，能代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奉行正道。对象若是昏君，则应取消忠，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孟子甚至还认为可以诛杀昏君：“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2]。在君王无道时，要犯颜直谏，以纠正君王的过失，司马光云：“君有过则强谏力争。”[13]。通过劝谏来“格君心之非”，由于君王拥有生杀大权，君王的权势常常战胜了真理。而最终的结果，便是在君主的淫威之下家破人亡。劝谏的效果不太明显，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臣子们只能养成“多磕头，少说话”的习性，这又丧失了私忠合理性的第二个前提。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中国社会中，私忠的观念较为强烈。当然，私忠并非一无是处，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生存在广大地域上的人民，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联系，只能通过对皇帝的私忠，铸造一种向心力，共同维护着中华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人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在君主专制下维护着国家的统一；要么就是在分裂中互相残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德的建立，就是要实现从私忠到公忠的转变。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争，都有利于公忠的培养。鉴于公忠对象的抽象化和广泛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文化形式作出一定的转变，使公忠的对象具体化，找到某种象征者。如国旗、民族文化、中国历代圣贤英烈，可以使祖国这一公忠对象具体化。通过对国旗的致敬，通过对中国历代圣贤英烈的崇敬，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崇信，使整个民族形成一种向心的力量。

                                      [  参考文献  ]

 [1]   左传.僖公九年[M].         

 [2]   忠经.天地神明章[M].

[3]      孙中山全集.卷九.三民

       主义.民族主义[M].

[4]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M].

[5]      刘宝楠.论语正义.学而[M].

[6]      左传.昭公元年[M].

[7]      管子.君臣上[M].

[8]      资治通鉴.后周纪[M].

[9]      春秋繁露.顺命[M].

[10]    论是.颜渊[M].

[11]    论语.八佾[M].

[12]    孟子.梁惠王下[M].

[13]    资治通鉴.后周纪[M].

作者简介：

陈杰（1964－），男，云南江川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管理科学系副教授。

章秉纯（19    －），男，上海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校办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