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

〖一〗

         董仲舒请使列侯郡守岁贡士二人，贤者赏，所贡不肖者有罚，以是为三代乡举里选之遗法也，若无遗议焉。夫为政之患，闻古人之效而悦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时会，欲姑试之，而不合，则又为之法以制之，于是法乱弊滋，而古道遂终绝于天下。

      [译文]

      董仲舒请求朝廷令列侯和郡守每年向国家贡士二名，所贡的士贤能则贡者有赏，所贡的士如果是不肖之徒则贡者受罚，他认为这乃是三代乡举里选曲遗法，似乎是没有异议的。执掌国政，最忌讳的就是听到古人的成功后非常羡慕，于是不明察其精意，不照顾不同的时代特点，只想生搬硬套古法，姑且一试，如果不合适，便再制订一套办法来制约它。这样难免造成法制混乱，弊端滋生，而古道终至绝灭于天下。

　　郡县之与封建殊，犹裘与葛之不相沿矣。古之乡三年而宾兴，贡士唯乡大夫之所择，封建之时会然也。成周之制，六卿之长，非诸侯入相，则周、召、毕、荣、毛、刘、尹、单也。所贡之士，位止于下大夫，则虽宾兴，而侧陋显庸者亡有。且王畿千里，侯国抑愈狭矣。地迩势亲，乡党之得失是非，且夕而与朝右相闻。以易知易见之人才，供庶事庶官之宂职，臧否显而功罪微。宾兴者，聊以示王者之无弃材耳，非举社稷生民之安危生死而责之宾兴之士也。

   [译文]

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不同，就象裘皮衣与葛麻布衣之间的天壤之别一样。古代的乡小学每三年选举一次贤能之士予以宾礼待遇，然后升入国学，贡士的人选完全由乡大夫决定，封建时代就是这样。周朝的制度，六卿的长官，非诸侯入朝拜相，则只有周公、召公、毕公、荣公、毛公、刘公、尹公、单公等几家。各地所贡之士．地位最高的也不能超过下大夫，可见，虽然各乡选了士并且以宾礼相待送入京师，但所选的并非是两名有才能而地位卑微的士人。况且，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诸侯国当然就更狭小了。地狭势来，乡党(皆古代居民单位)的是非得失，一天之中朝廷的达官贵人就可以知晓。用易知易见的人才，去供庶事庶官的冗职，优劣明显而功罪晦微。宾兴选举，只不过是为了显示国君没有埋没人才而已，并非是把江山社稷、人民的安危生死委托给所选之士。

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郡国之远者，去京师数千里。郡守之治郡，三载而迁。地远，则贿赂行而无所惮。数迁，则虽贤者亦仅采流俗之论，识晋谒之士，而孤幽卓越者不能遽进于其前。且国无世卿，廷无定位，士苟闻名于天下，日陟日迁，而股肱心膂之任属焉。希一荐以徼非望之福，矫伪之士，何惮不百欺百雠以迎郡守一日之知，其诚伪淆杂甚矣。于是而悬赏罚之法以督之使慎，何易言慎哉？

  [译文]

      在实行郡县制时。整个中国由一个国君统治。郡和封国中遥远的，离京师数千里。郡太守治郡，三年期满就可升迁。由于离京遥远，因而贿赂公行也无所忌惮。由于官员屡屡调动，因而即使贤能之人也只能仅仅采集流俗的议论。认识晋谒之士，可孤幽卓越的人才不能很快被举荐到他们的面前。而且，国家没有世袭的卿，朝廷没有固定的位，士人如果闻名子天下，就可以连续不断地升迁，最终股肱心腹之任必将落在他的肩上。通过一次举荐就可能得到出乎意料的好处，矫伪之士，怎么能不想尽一切办法招摇撞骗，极力兜售自己，以期望有朝一日能得到郡守的赏识呢?其问真伪混杂也太严重啦!于是政府采用赏罚之法以督使官员们审慎，审慎又谈何容易呢!

知人则哲，尧所难也。故鲧殛，而佥曰试可者勿罪。生不与同乡，学不与同师，文行之华实，孝友之真伪，不与从事相觉察，偶然一日之知，举刑赏以随其后，赏之滥而罚者冤，以帝尧之难责之中材，庸讵可哉？其弊也，必乐得脂韦括囊之士，容身畏尾，持禄以幸无尤。又其甚者，举主且为交托营护，而擿发者且有投鼠忌器之嫌。则庸驽竞乘，而大奸营窟，所必至矣。

      [译文]

   能够知人就是哲人。这是帝尧也感到困难的。所以，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被杀时，众人都说再试一下，如果成功就不要降罪。官员与士人，生不同乡，学不同师，其文行的华与实，孝友的真与伪，都没有经过长期的相处仔细观察，仅凭偶然一日的相识和印象，就以赏罚加于其身，赏的太滥而被罚的蒙冤，把圣明的帝尧也认为困难的事责成给才能一般的官员承担，怎么能够办好呢?其敞病就在于，官员们都乐于举荐阿谀奉承，八面玲珑、缄口不言的士人，畏首畏尾．明哲保身，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还有些举主竟然为被举荐者交托营护+使得揭发者不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如此，则庸才得志，而大奸营窟，乃是势所难免的。

闻乡之有月且矣，未闻天下之有公论也。一乡之称，且有乡原；四海之誉，先集伪士；故封建选举之法，不可行于郡县。易曰：“变通者时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国彊秦以后之朝野，而豫建万年之制哉？且其后汉固行之矣，而背公死党之害成，至唐、宋而不容不变。故任大臣以荐贤，因以开诸科目可矣。限之以必荐，而以赏罚随其后，一切之法，必敝者也。

 [译文]

        我曾听说一乡有品评人物的所谓“月旦评”。没有听说过天下有什么公论。一乡的称誉，尚有乡原；四海的赞誉。先集于假士。所以，封建诸侯和乡举里选的办法，不可行于郡县。《易经》说：“变通就是识时务。”三代时期的君主，难道能够预料到六国强秦以后的形势，而预先制定万年之制吗?况且，后来汉朝固然已经施行了三代之法，结果造成了损公利己、结交死党之祸，发展到唐、宋时代，不变实在是不行了。所以，责令大臣荐贤，借以开考各科是可以的。限令大臣们必须举荐贤才，而以赏罚紧随其后，这实际上是权宜之计，肯定会有不少弊端。

封建也，学校也，乡举里选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踬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损益，可知已。而仲舒曰：“王之盛易为，尧、舜之名可及。”谈何容易哉！

      [译文]

         分封，学校，乡举里选，三者必须同时施行，相辅相成，如果单独施行一种则必定要摔跟头。用今天的人才，干今天的事情，自然应当对前人的制度有所损益，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董仲舒说：“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的盛举可以做到，尧、舜的名声可以达到。”话虽如此说，可实际做起来，谈何容易呀!

　　　〖二〗

乡举之法，与太学相为经纬，乡所宾兴，皆乡校之所教也。学校之教，行之数十年，而乡举行焉。所举不当者罚之，罚其不教也，非罚其不知人也。仲舒之策，首重太学，庶知本矣。不推太学以建庠序于郡国，而责贡士于不教之余，是以失也。

[译文]

乡举里选之法，是与国家最高学府太学相配台的，乡所荐举的士人，都是乡校所培养的。学校教育实施了数十年；举才开始进行。所举荐的士人名实不符则举荐者必须受罚，这是罚其不教之过，而不是罚其不知人之错。董仲舒在给皇帝所上的策文中，首先强调太学的重要性，差不多可以算是知道根本所在了。不推重太学而建学校干郡国，而责贡士干不教之余，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经天下而归于一正，必同条而共贯，杂则虽矩范先王之步趋而迷其真。惟同条而共贯，统天下而经之，则必乘时以精义，而大业以成。仲舒之策曰：“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此非三代之法也，然而三代之精义存矣。何也？六艺之科，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故王安石以经义取士，踵仲舒而见诸行事，可以行之千年而不易。安石之经学不醇矣，然不能禁后世之醇，而能禁后世之非经。元祐改安石之法，而并此革之，不知通也。温体仁行保荐以乱之，重武科以亢之，杨嗣昌设社塾以淆之，于是乎士气偷、奸民逞，而生民之祸遂极。皆仲舒之罪人也，况孔子乎！若夫割裂鞶帨而无实也，司教者之过也。虽然，以视放言绮语、市心恶习、睨径窦以徼诡遇者，不犹愈乎！习其读，粗知其义，虽甚小人，且以是为夜气之雨露，教亦深矣。

 [译文] 

       把天下统一起来置于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一切事情都必须有条有理，互不干扰，如果各项工作都混在一起，杂乱无章，则即使跟在先王身后亦步亦趋，也会迷失方向，抓不拄事物的本质、关键。只有条理分明。互不干扰，将天下统一起来再加以治理，而且还必须把先王之法的精义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大业才能告成。董仲舒的策文说；。那些不在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之列的以及不合乎孔子思想的学说，全部予以禁绝。”这不是三代之法，但是三代的精义尚存。为什么呢?因为六艺之科和孔子的学说，乃是糅合三代的精萃并阿发其隐微奥义后得到的。所以，王安石以经义取士，乃是步董仲舒的后尘而把他的学说付诸实践。此法可以使用一千年不必更改。王安石的经学不纯，可是不能禁绝后世的纯，却能禁绝后世非议经学。宋哲宗元柿年间废除王安石的新法时，把以经义取士的政策也废除，真是不知变通。温体仁推行保荐法以乱之，提高武科的地位以对抗之，扬嗣昌设社塾以混淆之，在这种形势下，士气苟且，奸民得志，而老百姓的灾难达到了极点。他们都是董伸舒的罪人，何况孔子呢!至于有些人徒有读书人的外表却无其实，则是扬嗣昌设社塾以混淆之，在这种形势下，士气苟且，奸民得志，而老百姓的灾难达到了极点。他们都是董仲舒的罪人，何况孔子呢!至于有些人徒有读书人的外表却无其实，则是负责教育者的过错。尽管如此，这些人比起那些毫无顾忌地谈论淫秽语言和市井恶习、时刻准备伺机用不正当手段猎取不义之财的人，不是还略胜一筹吗?如果翻过圣人的书籍，熟悉其标点符号，粗知其大义，即使是最卑鄙的小人，也会把它视为夜气所形成的雨露的教益也够深、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