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马晋一

取经人渡过平顶山一劫，下一站便是乌鸡国了。但此之前，也途径了一个驿馆。当然，这个所谓的驿馆，其实是佛派人士专属。“官网”上的名字叫做宝林寺，是一座国家级寺庙。建筑规模也相当气派，“八字砖墙泥红粉，两边门上钉金钉。迭迭楼台藏岭畔，层层宫阙隐山中”。

原来，佛派里既有约俗有规定，但凡宗派系统内的寺庙，对本派人士是义务开放的。来人只需递上“佛组织关系”证明即可。何为“组织关系”，当然不是你剃个光头，刷个脸就可以到寺庙里一直白吃白住的。必须要有戒牒。性质相当于佛系统内的身份证。每一位在正规寺院里合法受戒的和尚，都有相关编制的，也持有自己的戒牒。我们常说出家人四海为家，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四海之内寺庙皆可为家。当然，这也为僧人传经布道提供了物质基础，利于教义的弘扬。

可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情况大致是这样。颇为欣喜的唐僧，擦亮了自己的光头，整了整衣冠，登着门径入内，手中拿着大唐的取经文书或戒牒，寻求借宿一晚。此时，“三门里走出一个道人，见三藏相貌稀奇，丰姿非俗，急趋步上前施礼道：师父那里来的？”

寺庙里怎会住了道人呢？太奇怪了。其实也不奇怪！

古时候，寺庙理论上对于云游的客人，不局限于僧人，都是免费开放的。排他性比较低，或说包容性比较强。道人途径借宿，虽说衣冠打扮上不太和谐，或因信仰、修行方法等等不同，原则上一般很少同住。但若实无地处，暂时挂单，借居几宿，终究也是合理的，说得过去。修行时，各做功课即可，互不干扰。

可原著里道人的身份，却并非如此。且看自我介绍：“师父（唐僧）莫怪，我做不得主。我是这里扫地撞钟打勤劳的道人，里面还有个管家的老师父哩”。看得出来，道人是寺庙里打杂的小工，大概合同工性质。管家的师父，自然就是寺庙的方丈，道人的老板。而且原著里这番场景，出现不止一次。

这就有点乱套的意思了，原著里和尚和道士在特殊场合，竟然是可以混住、同居的？道士的人事关系，居然可以在寺庙？要解释这个现象，或许要溯源中国的文化背景了。

先看这宝林寺地理坐标，位于乌鸡国，地处西牛贺洲，是出了中华所在地南瞻部洲范围的。按文义上解读，是西方国家，和中国搭不上边。但原作者，也就是吴老爷子，因为当时知识结构的拘囿，对于所谓“西方国家”的理解，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和现在不一样，有“度娘”什么的，一键搞定。大概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去套用，去描述，譬如原著里的西方国家，多次出现具有明朝特色的锦衣卫等名词。诸如此类。

而在中国文化体系里，包容性却是极强的。这不是好事，却也是好事。

说不是好事，因为各宗文化派系，在历经了各朝各派更迭及整合，都会有不同层次上的变味，譬如清人刘鹗，就曾调侃，“儒、释、道三教，譬如三个铺面挂了三个招牌，其实都是卖的杂货，柴米油盐都是有的。不过儒家的铺子大些，佛、道的铺子小些，皆是无所不包的”。

说是好事，是因为经过数代的改造或融合，直至今代，文化符号依然是鲜活存在着。至于民间的百姓，在风俗的养成过程中，就更有意思了。主观上认为神仙越多越好，这样保佑的仙人就越多。甚至出现了一些“多栖神仙”，譬如关羽，单列的关帝庙里有他，道观里也给他腾出位置，佛派似乎也不甘人后，尊称其为“伽蓝菩萨”。神仙多栖，民众信奉多栖。于是，就出现了一些怪现象。譬如祭祀等重大活动时，也多是僧道都请。一排人，摸着佛珠念叨“哞咪哞咪哄”，另一排人，祭着道符高喊“急急如律令”。相当热闹。

譬如原著六十七回，取经团途径驼罗庄，庄民受蛇妖侵凌，不胜其扰，就曾集体抱怨，“我们那家不花费三五两银子！前年曾访着山南里有个和尚，请他到此拿妖，未曾得胜”、“旧年又请了一个道士。死在山溪。捞得上来大家看，却如一个落汤鸡”。可见百姓对于佛、道，在情感上并未有太过分明的倾向，大概奉行实用主义，谁有用，信谁。这样案例还有很多。

在这样文化背景下，原著里多次出现佛、道“混搭”，共处一“室”的画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佛、道可“同居”，但道派人士在“同居关系”里，似乎多处于从属地位，不仅《西游记》如是，其他一些明清小说，如《三言》、《两拍》等，也往往会有和尚庙里住着道士的描写。但道士多是仆人身份，和尚地位多尊贵。换言之，小说里道派基层人士常被佛派打压。

正因如此，回归原著的故事体系，基层道派人士普遍为佛派打压欺负，作为派系的领袖之一，老君高兴吗？肯定不高兴。于是也就有了后来车迟国三大道派系国师打压佛派信徒一事了。此处暂且不表。

独特视角系列解读文章《西游有料》(《西游其实是个局》，作者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基于原著资料逆思维推理，采用另类手法解构神话故事背后的权谋性故事（另，本系列仅对原著情节进行解读，和现实中宗派无关，望区分）。作者微信公众号：白马晋一，欢迎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