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马晋一

杀人偿命，这本是天经地义，可在三国崇武乱世，路人相见，一语不合，即便身首异处却也无处申冤的。也是，至汉末始，朝纲败坏，民心涣散，市井坊巷之间，沾点江湖匪气，实属正常（譬如北宋水浒梁山诸多杀人犯，最后竟成了好汉）。只是，如若连律法执行者，对此乱相竟也睁眼闭眼，这就实在不该。譬如，东吴大帝孙权，竟放任手下官员恣意杀人，不加追究，充当保护伞，终是遭来了千古骂名。

当然，我们先来度量一番这桩命案的缘由。孙权手下那位杀人的军官，名叫朱桓。朱桓此人，在《三国志》里是有立传的，在当时应该也算名将。根据记载，“（朱）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翻译成现代话讲，朱桓这人作战好大喜功，每次和敌军交战，总喜欢出风头，不听上级指挥，倘若领导批评两句，心中就会愤恨不平，甚至出言顶撞。也就是说，朱桓和军中领导关系一向不好。军队里最重要是什么，当然是服从命令，朱桓自以为是的臭脾气，终于还是惹来了麻烦。

事件的原委是这样的：庐江主簿吕习因在北魏不受重用，密谋串通东吴作乱。孙权得知消息，即令当时的东吴卫将军全琮（孙权的女婿）、前将军朱桓前去接应。谁知全琮好大喜功办事不力，导致事情败露，全军几近覆没。出师不利，自然要有人问责，面对孙权派来调查的监军胡琮，全琮自然想推卸责任（当官的都这样），谎称行军计划是由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投票决议的。替领导背黑锅，这事朱桓绝对不干，于是星夜找全琮算账。全琮知道朱桓脾气，就把屎帽子往胡琮头上扣。

朱桓是个性急的人物，也不仔细调查究竟，就提着刀斧往胡琮帐前奔去。未料营帐里有个胡琮眼线，偷偷跑去打了报告，如此一来，朱桓自然扑了空。“满腔激情”得不到宣泄，朱桓气火攻心，暴怒之下把那天在场的士兵都给杀了，左右秘书劝他不要这么大肝火，也被他要了人头。按理说，在部队里滥杀军人，这肯定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可朱桓不仅没有被投入牢监，还被冠冕堂皇地护送回建业享受公费疗养。原来，朱桓此前因为军中事务繁忙，积劳成疾，犯上严重的精神病（“遂讬狂发，诣建业治病”《三国志》）。因公务染疾，以致错杀同僚，这个理由放至今日，恐怕是要引起广大群众“拍砖”的，不过在当时，我们英明的孙权同志反正是信了。

“朱桓同志，是一名伟大的同志，为了东吴振兴事业，他不辞劳苦，兢兢业业，即使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日不能食，夜不能寐，仍然主动要求工作在第一线。一名没读过多少书的军人同志，能有这样的觉悟，能有这样的奉献精神，能不让我们感动吗……”，随着孙权饱含深情的演讲，死者家属的信访之路也就此画上句号。

那么，孙权果真相信朱桓犯有精神病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在《三国志》里记录的一段孙权朱桓对话中，就暴露出来了：孙权探望病中朱桓，寒暄之后，笑道：“寡人原想配上雄兵五万，供将军沙场驰骋之需，未想，将军却先病了，遗憾遗憾”（权曰：“孤欲令君督五万人专当一面，以图进取，想君疾未复发也。”《三国志》）。朱桓原先还忸怩作态一番，可这一听说，立马来了精神，拍胸脯道：“只要能上马杀敌，我这病啊，指不定明天就好了（桓曰：“猥重任臣，臣疾当自愈。”《三国志》）”孙权听言，哈哈大笑。

可以看出，老辣的孙权只是在装糊涂，是演给不明真相的群众看的。那么，为何孙权要对身背命案的朱桓百般护短呢？我们还得搬出《三国志》：“孙权为将军，桓给事幕府”。可见，朱桓算是孙权的嫡系。那么，两人关系好到什么地步呢？《吴录》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某日，孙权在武昌大宴宾客，一时间，君臣尽欢。孙权喝酒有个习惯，就是喝到欢时，就会出来敬酒打通关。酒敬到朱桓处，趁着酒胆，朱桓说道，干了这酒可以，不过有个条件，得让我摸一下您的胡须（孙权碧眼紫髯，胡须自然也是特别）。此言一出，原本喧哗的酒筵忽然安静下来，君臣有别，怎能乱了规矩，大伙心里都替朱桓捏把汗。谁知孙权酒到兴致，也不生气，反而哈哈大笑。得到了默许，朱桓也不客气，当真上前着实“调戏”了孙权一把（“权冯几前席，桓进前捋须”）。由此可见，孙权朱桓私底下算是感情不错的铁哥们。

不过，如果仅仅是关系铁，孙权就敢冒天下之不韪，公然包庇杀人犯，那就错了。因为朱桓还有其他的利用价值。刚才我们讲了，朱桓这人“性护前，耻为人下”，往坏处讲叫爱出风头，但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打起战来不要命的。魏蜀两股势力在边境虎视眈眈，能有这般二逼青年保卫孙家主权，何乐不为呢，这是其一。其二，朱桓在军队中拥有极大的威望，但凡一面之缘的部属，数十年后依然仍喊出名字（“兼以强识，与人一面，数十年不忘，部曲万口，妻子尽识之”《三国志》，如此记忆力，像有精神病吗？）与之相反，被杀的几个，要么是军中小吏，要么是文职笔卒，并非什么要害人物。倘若因为几个阿猫阿狗处罚朱桓，造成不必要的军中哗变，这也是孙权不愿意看到的。

如是，我们以史为“鉴”不禁发现，当今一些蝇营狗苟之徒，专营法律漏洞，一旦犯事，试图以精神疾病为由，逃避各种刑法，倒也有“前车之鉴”的。至于孙权所为，后世舆论自有公说。只是，赏罚不均，特权凌肃，公器私用，嚣然造假，岂不正是亡国取祸之道。也难怪晋朝有位叫孙盛的“历史评论员”对此掷地有声痛骂：“桓之贼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犹不可，况将相乎？语曰，得一夫而失一国，纵罪亏刑，失孰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