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跑得多，但每个城市重复到的次数并不多，因此此回来广州，本意是要约很多的老师、朋友聊聊叙旧的，不料手机关键时刻炒了我的鱿鱼，加之时间又紧，我也就只好留下遗憾，先赶回北京。

    《新周刊》的总编刘胄人在我到广州的当天就给我打了电话，约昨晚见面，不幸他的手机号也存在了我的手机里，我知道他是联系不上我的；还想约《传媒》的老社长，现《南风窗》杂志的总编辑朱学东先生出来坐坐，请教一些办刊的理念与经验，正好家庭期刊集团的李社长晚上请客，本欲叫上他，无奈也因手机的原因而无从叫起；此外还有《周末画报》的邵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杨总等人，只好又待下一次了；听北京的同事打电话来说，昨天手机没电后，许多报社老总打电话打到北京了。只是突然感觉人对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强，在现在科技面前，人反而显得缈小与可怜。

    令我想像不到的是，在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调研期间，竟然遇上长沙晚报报业集团的领导带领所有部门的正职一行二十几人也到该单位考察学习，而且还住在同一个酒店，乍听到消息，心里是有些激动的，毕竟都是多年的老领导与老同事，他乡故知，自是有许多的感慨。目前长沙晚报刚刚调整了领导班子不久，希望晚报此次的考察能真正有所收获，励精图治，使晚报尽快好起来。

    调研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我们一行三人在深圳报业集团调研后，周四下午才匆匆赶到广州。很是辛苦。然而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却还是牵挂杂志以后的发展。两次会议，老郝都特意提到了关于要加强刊物版面的研究与思考的问题，显然对目前杂志的内容是不太满意的，我也有同感。原来分管经营的时候，对内容不太好过多的干涉，现在很有必要对杂志社内部的生产流程、采编方式、相关制度进行一下梳理。在我看来，杂志的灵魂是观点，这体现在文章的选取与选题的策划两个方面，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再在品牌拓展、版式纸张上稍加努力，一本权威的行业杂志做出彩来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优质的内容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证，因此，六月会议完成后，重点就是解决制度建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