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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报人风骨的三个片断

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报纸和政府之间，执政党之间，如果只有一味听话服从，没有舆论监督，报纸就成了失去独立品格的传声筒。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失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军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吞吞吐吐，以军事机密为由不肯说明真相，引起在场记者一片鼓噪。财政部长俞鸣钧、行政院参事张平群欲出面解围，《大公报》王芸生起来嘲笑说，“这是什么话！究竟机什么密啊！抗什么战啊！走吧，不听这个招待会了！真是岂有此理！”说罢，与会记者纷纷随他退出了会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回到上海。在上海市长吴国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王芸生不止一次地痛斥政府腐败，反对政府镇压学生。1947年7月，记者唐振常遭上海中统特务拘捕，王芸生得悉后，马上打电话给吴国桢，要他放人。吴国桢想推托。王芸生说：“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他们只好乖乖放了唐振常。

营救七君子

    1935年11月23日午夜，救国会七位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被国民党当局突然逮捕，史称七君子案。此事当局并不想让公众知道。能够公诸于世，全是新闻工作者的功劳。

    当天夜里，章乃器夫人胡子婴赶到《立报》报馆，找到总编辑萨空了和主笔恽逸群，通报了这一消息。萨、恽二人认为，事关重大，必须发表。但当时所有新闻都要交国民党当局审查，一查必通不过，甚至还有查封报馆的风险。于是，二人以《今晨七人被捕》的含糊标题，写一条简短消息，又把一版经过审查的消息抽下一条，换上此文，不经审查，便交印刷厂付印。

    第二天、 这一消息轰动上海，传遍全国。各报跟着报道，当局也无可奈何。

    随后，《立报》派记者到苏州监狱探访七君子，又报道各界人物的反映及营救情况。在“七君子案”七个月间，《立报》对此案的报道一天也没有间断。直到七君子获释出狱。

    《立报》原来发行二万多份，因为不畏政府，敢说真话，深受欢迎，发行量直升至二十万份，超过了老牌的《新闻报》和《申报》，成为全国之冠。

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

    《大公报》要求从业者“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总编辑王芸生更是要求自己“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任何额外收入一概拒绝。

国民党某要员为提高自己威望，想在《大公报》上登一篇文章，派勤务兵将厚礼送到王芸生家。王当时不在，夫人不明真相，收下礼物。王回家后大发雷霆，喊道：“别以为送礼就能登文章，礼送得越重，文章就越不能登。”当时吓得孩子们抱成一团，夫人委曲得哭了一夜。就这王芸生也没说一句软话。第二天写信，要送礼者派人取回礼物。

    在此之前，抗战初期，陈诚在武汉组织政治部班子，邀请王芸生出任第三厅宣传处长。王回答陈诚：“我信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我头上已经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说：“不要你办公，由你举荐一个副处长替你办公好了。”王芸生还是不答应。不久，陈诚又送来一个政治部设计委员会的聘书。做一个设计委员，不用上班，每月可白拿300元津贴。王芸生还是退回了聘书。

    后来，张治中任政治部部长，也送来过设计委员会的聘书，王芸生连信封都没打开，便退了回去。

    西谚说：“没有免费的午餐。”

    中国有俗话：“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王芸生坚持不拿官家的钱，是为了保持新闻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