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那年，从东北师大开来了一个大巴，载了一车的实习老师，现在想想，他们也不过是大四的学生，但在县城小朋友的眼中，他们无异于天外来客，为我们日复一日的循规蹈矩注入生气和活力。在那段时间，我们的课余活动大大丰富，班主任也收前往日的威权和严厉，放权给实习老师，只要不太出格也乐得清闲。当然，等他们走了之后，功课全部返工，至少我们班的英语课就是如此。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根本判断不出来是不是实习老师的课真得差到要推倒重来的地步，还是老老师们对青春的敌意和不信任。

有很多人生的谜，永远都解不开，谜底早已随着青春飘荡在记忆的黑洞里，无影无踪。

分到我们班的是个女老师，好像叫孙丽华，人生真残酷，当时恨不是把她当生命中的“知心姐姐”，今天却连名字都记不清楚。

孙老师走了之后，和我们全班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通信关系，每次都是寄一个大信封来，里面分装着给同学们的回信。那真是个快乐又痛苦的时刻，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属于自己的只言片语，吃完自己的碗里的，还将贪婪的目光向别人的锅里扫射。从信的内容长短判断孙老师与自己的亲疏远近，然后在下一封信里向她小小地报怨一下，嫉妒一下，然后近似撒娇地说“下次多给我写一点儿，好吗？”

我想，这些殷切的昐望给孙老师也带来不少的困扰吧，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了解，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印像深刻，不可能对每个孩子都很熟络地滔滔不绝。当她回到自己的生活，而过去那一个月依依不舍的离别越来越成为一种困扰时，联系便自然而然地淡了下来。好像没到一个学期，“孙丽华”的热潮渐渐退烧，终至了无痕迹。

我也是孙老师狂热的追随者之一，每次写信我都郑重其事地写上信头，“孙丽华大朋友”，这是孙老师对自己的期许，也迅速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看起来，也许你会对这种“套瓷”的烂手段不屑一顾，但是任何对青春的指责和嘲笑都是不公平的，谁的青春没犯过傻，犯过痴呢。

女毛说尽可能地满足小孩子的愿望，因为这时他们的愿望是小小的，容易满足，快乐是就像空气和水，触手可及。他们长大了，愿望也长大了，快乐也变成难求的奢侈品。

我不是特别扎眼的那种孩子，平时和孙老师也接触不多，我甚至怀疑她在写信给我时记不记得我的脸，我现在都想不清楚，为什么在她离去的时候我的情感会如熔岩喷发，我和另外一个男生挽着手，对着大巴玻璃后面的孙老师玩命地狂哭，现在回忆起那个场景，就像黑黑的舞台上仅存的两束追光，一道打在大巴上，一道打在两个小男生身上。我知道这肯定是种错觉，但那份情感已经定型，永远烙印在记忆的某个角落。

大巴开走了，我和那个男生手挽着手抽抽泣泣地回到教室，那天早上的阳光很足，班级里有很多同学正在打扫卫生，另外一个高个子男生嘲笑了我们一句，我不记得他说什么，但那张微笑的脸成了我对那个早晨的最后回忆。

那个高个子男生后来退了学，前两年在台球厅里频繁遇见。

和我手挽手的那个男生叫邴元星，前两天心梗突发，撒手人寰。

昨晚看过《囧男孩》，心里顠过曾轶可颤微微的声音“还能孩子多久”。

小孩子想做大人，大人却怀念小孩子的岁月，这是人生的一个大悖论吧。

小孩子以为大人是无所不能的，可以有钱，可以打电话，可以到处闲逛，可以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干任何事情，但其实大人们什么也干不了。长大后了的二号，百无聊赖地守候在年少时的“异次元”梦想边上，却已经熟视无睹。直到一个“傻乎乎”的男孩子执拗地要坐够一百次水滑梯，通过异次元，完成一夜长大的梦想。男孩子唤醒了二号的记忆，镜头转到二号的正面，是一张年轻人的脸，和一双茫然的眼。

他看到了什么？他想到了什么？也许他什么也没看到，也许什么也没想到，也许。

还能孩子多久？不做孩子多久？也许在逝去的生命面前，这样的问题过于矫情。但“死者长已矣”，我们还要更好地，更快乐地，更幸福地活下去。

就像《囧男孩》里面的那个小女孩，妈妈死了，脸上还总是挂着微笑，因为妈妈对她说，记得微笑，就不会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