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话的方式，由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比如军人之间说话是命令，不需要过多解释，只要服从与被服从(是否同时与节省时间有关)；老师与低年级学生之间通常喜欢用评判方式，比如你这样做不对，你怎样做才对等等；如果说军人上下级间以服从命令为前提，那么师生之间说话也有个前提，就是教师认为你对此事不知，而我知道，我有责任告诉你对的方式(即便这对的，也是老师自己觉得对的)。

    再把这个模式退而广之我们会发现，当你对什么样的人喜欢进行价值评判，而却较少解释为什么呢？我们举例：比如你对他说“饭后跑步这样做是错的”。但我们也可以补充一句“因为食物没有在胃里消化，所以运动会影响你的身体等等”我们有多少人在跟别人做完价值评判后真的补充过后面这句呢？没有说的人大概会说，我无需告诉他为什么，没时间没耐心；或是说了他也记不住或听不懂，只需要照做对他就好了。

   基于如上这个推测，做了一个比较测验。被试先后从10-12岁和60-62岁之间选取一定数量的人均匀分配到测试组和对照组，预备了部分简单的生活常识题目，已经做了甄别他们对这些生活常识一无所知，且生活习惯与之背道而驰。好，接下来主试官先后跟他们描述这个新的生活常识：比如说饭后不能立即散步（针对被测是习惯饭后立即散步的人）；饭前半小时内不得吃水果（针对被测是习惯饭前吃水果后立即吃饭的人）等等。针对测试组只说不能做什么；而针对对照组不仅说不能而且告诉他们为什么不能的道理。然后将他们放回到各自的原来生活中进行观察（被测并不知真实测验目的），并邀请他们的家人一同参与，如果发现没有做到，只提醒，不解释，不责骂，并记录提醒次数。一个月后，将数据进行统计发现：

老人组（60-62）明显犯错的次数高于少年组（10-12）；
测试组在一个月内犯错的次数在经过提醒后，不断降低；但偶尔还会犯错，没有彻底改变过来的；
对照组在一个月内犯相同错误次数明显低于测试组，也呈下降趋势，但在20天后，再出错的人非常少。

   这个测试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选取的对象大致是大家普遍认为不容易听懂“为什么”的年龄。孩子和老人都同样，要不然认为他根本无法理解，要不认为说了他也记不住，于是我们放弃了说为什么。测试组，就像用行为疗法来进行治疗，错了只是给予“惩罚”，本试验中是用提醒的方式；而对照组，开始是利用了认知，告诉对方为什么不对并让对方接受新观点，错了以后提醒其实已经不是惩罚了，就是提醒，是将我们的观念慢慢植入测试者大脑，通过他们反复练习，自觉自愿把这个别人的观念内化为自己的。测试中，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测试组的反抗情绪较高，并且就是对自己的亲人也表示了不满，觉得他们很讨厌；相反，在对照组有个别虽然也反感，但绝大多数人表示谢谢你提醒我，让我改变自己身上的毛病！

   这个测试，我以为有个漏洞。就是，并没有对大家针对问题的“认知度”进行统计。跟他们只说是什么的测试组，也许有人能明白你的意思或者在后来用其他方式明白了你说的是对的；而对于对照组，不可能都能明白你是为了他好或者开始明白了在后来由于惯性思路放弃了改变呢？这个测试并没有对此进行有效地控制。当然，本测试只是在寻找“相关”，一定的误差是允许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生活中，我的感受是，我们无法做到每件事都抱有极大的耐心，但也许我们缺的并不是时间，而是真的把对方看小了，看无能了，而每个人都将有着自我调节能力，区别仅在于是否被激活以及激活后的反应时长而已。人终归是人，一个人40岁能达到的成功，换一个人也许60岁也能达到，区别就在于这20年，那么这个区别有多少是自己造成，又有多少是身边人对他爱的方式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