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科学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9月底召开的全国易学与科学学术研讨会上这一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焦点。

　　关于《周易》与科学的关系，最著名的论述来自杨振宁。因为批判《周易》，指周易中缺乏演绎法，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无科学的结果，杨振宁受到了来自各个层面的口诛笔伐。

　　认为“古代中国有科学”的人通常都可以罗列出无数“古代科技成就”的例证。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来自日常经验。比如中国传统医学活动中使用的药物，大抵来自经验的积累。这种经验积累不独人类所有，动物也有。菊科植物奇蒿，入药名刘寄奴。《南史》称，宋高祖刘裕在蛇的引导下发现了这种植物在治疗外伤方面的效用，后人遂用刘裕小名称呼这一草药。类似情况在野外环境中并不鲜见。

　　在古代西方，类似的情况也不断发生。与中国的“五行说”相似，希腊人发明了“四行”的“元素隐喻体系”，将宇宙中的一切纳入其中。在经验的指导下他们也造作出不少错误理论，比如德国化学家施塔尔用以阐释燃烧本质的著名理论———“燃素说”。

　　经验并非“（自然）科学”的来源。因为经验的积累，只能针对事物的表面现象。如果不配以必要的技术手段，人们依然无法揭示其实质。所以古人只能将经验与一些易被观察到的自然规律相结合，适当推测，进而造作出“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知识体系”。

　　这些带有浓郁民族风味的理论，都是古人由于观察手段的限制，对世界万物不清晰认识的结果。它们反映了数千年前，各民族前辈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观察自然界的工具不断进步，人类终于可以用前人无法想象的手段观察事物的变化，并揭示其实质。传统时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者“知其然并且说错了其所以然”的情况逐一消除。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也就从此出现。

　　如果再进一步考察近现代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便可以发现，（通常意义上的）科学的出现，并非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变化紧密联系。正是西方社会在其独特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某些实际的需要，最终引发了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如果我们承认“李约瑟难题”在一定意义上是有效的，那么理应将其反转成“为什么欧洲能够产生近代科学”。

　　回过头来再看之前的争论，不难发现，无论是持“中国古代有科学”说者，还是持“周易之中有科学者”，大都将通常意义上的“科学”放大，比如将“科学精神”简化为“实事求是”，或者扯出“社会科学”的旗号。这样做的结果，事实上将讨论变成了“什么是科学”。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之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医是否科学”论争，问题似乎变得较为简单：如果仅仅将“治疗的有效性”、“理论的体系性”和“传统文化的体现”作为“科学”的标准，那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不过，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

　　□徐来（北京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