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本周出台了博士生的招生新政策，因名额限制，一般的博导要想招到博士生都很困难了，我们学科有17位博导，按导师规模只给了7名博士生的招生指标，所以，每位导师平均每年只能招收0.4名博士生。

理论上，给了我们学科最多21个博士生招生名额，但有些指标都是带帽子下来的，比如有国家级人才称号的导师带一个名额，有国家级重点或重大项目的带一个名额（但要额外向学校多交3.6万元），国家重点学科带一个名额等。

扣除指定到导师戴帽以外的名额为11人，如果4个重点项目导师不愿意多交钱，则浪费4个指标，可招收17人，如果不算校外的5名博导，则校内博导可招收12名博士生，平均一个校内博导能招收一名博士生。

在详细理解了学校新政后，赶紧向报考我且初步答应的2名应届生通报，因学校招生政策改变，我只能录取面试成绩高的1名学生，另一名学生候补。

伴随着硕士报考人数的井喷，今年报考我的博士生也比去年增加接近3倍，所以，现在直读博士都困难了。以前，应届生只要想直博，几乎都能读上，所以，形势转变很快，而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跟上。

私下跟有重点项目的导师聊了一下，他们都不愿意交更多的钱来招生，理由是：现在的博士生不如5年前的博士生能干活儿了，交钱多了不值得；学生也不像以前感恩并听从导师安排工作了，所以，从培养学生方面，也不情愿多交钱。学校多收的钱也是发给了学生，但不是由导师每月发放，由学校直接发给学生，在学生那里想，这是他应该得的，不用给导师做科研任务，要让我干活得额外再给津贴；在导师那里想，我多交的经费是科研经费，必须得完成导师布置的科研工作，任务多了或完成质量高可以额外再发津贴。这在心理学上有专门的名称叫不同的心理账户效应，也是师生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导师想压任务，学生不想接任务或拖延完成任务，再逼迫，学生就会抑郁甚至走向极端。

有时，好不容易遇到一名能力稍强的学生，要么培养半路，他要到国外读博了，要么就要改论文的作者单位了，弄得导师不断将5年的“慢火炖肉”的培养计划临时调整为“大火快攻”的2年速成培养计划，或者放手让学生自我成长，这样保险，没有心碎的感觉，不成才损失不大，成才了是意外之喜。

遇到“精致的利已主义”学生多了，导师也就逐渐心冷了。

对于我来说，学校如何调整招生政策都无所谓，少招甚至不招都可以，曾经拼搏过，心累了，让年轻的导师也有机会多拼搏一下，名额少时，大牌教授再使劲儿多招，那年轻导师就只能2，3年才能招一名学生了。

招生的变数有两个：

(1) 每年国家会额外给学校多几个名额，我们是一流学科，一般能分到1～2个名额；

(2) 如果今年我们申报的工程博士点获批，可能又会多20个名额。

所以，只要被导师允许参加面试的考生，即使没排到前12名，最后候补（需要等4个月，这4个月对于年轻的学生是煎熬啊，要不要找工作，还是孤注一掷地等下去）都有机会被录取，坚持了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