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直在看康震的《百家讲坛》讲苏轼的经历,看完之后,当然对苏轼的才华、为人、境界深深折服,除此之外,最让我感触的是那时官员的文雅、清正、随性、诚信。康震讲到的关于苏轼的几个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讲到乌台诗案那一段,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命悬一线,在这个危急时刻,有很多官员纷纷启奏皇上援救苏轼,其实包括前任宰相王安石。作为力主改革的王安石和一直反对变革的苏轼是一对政敌,但是他们的矛盾仅仅限于政治,除开政见,二人相互仰慕。王安石在写给皇上的信里面说,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都不会杀害知识分子的。此时的王安石虽然已是过气的宰相,但是在宋神宗的心中,一直占有重要分量。相比那些污蔑、妒忌苏轼的人来说,王安石的确是正直不阿,不会因私利而除异己。最后的结局是,苏轼被贬黄州。宋神宗确实能听从大家的意见,不杀知识分子。从这里也确实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政坛还有一些浩然气,让后人快哉风。
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恍如重生,他来到江宁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政治王安石。在约见的地点,他看着王安石起着一头小毛驴缓缓走来,此时的王安石经历了政治失意、老来丧子,更显沧桑。苏轼见状赶紧迎上去,笑道:今日未穿官服来见宰相,实在无礼。王安石笑笑:这些繁文缛节岂能束缚你我这样的人。两位政敌摒弃异见,执手而谈,足足一月才分开。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上,并不是一切围绕利益而活,人活着总是应该有自己的原则,他们欣赏彼此的才华,在饱经风霜以后,才能开诚而谈,以文化为由头,延续这一段令人钦羡的忘年之交。
当然,对于王安石,我以前存在很多偏见,因为偏爱苏轼,所以总是误以为苏轼的灾难都和王安石有关,以为没有王安石,苏轼的仕途会顺畅许多。但是后来看了一些关于王安石的传记,才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真正的一代名臣。做事有魄力、有原则,为人宽厚随性,在生活的细节上和苏轼很像。中国有句老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来源于王安石,当时王安石贵为宰相。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妾,一晚,发现自己的小妾和一个家丁苟且,他虽然很气愤,但是转而一想,小妾那么年轻,既然她另有所爱,还是放她去追逐自己的幸福,于是他成全了小妾,还给了她和那个家丁一些钱,让他们比翼双飞。
在当时贵为宰相的王安石当时免不了受他人的献媚拍马,一日他与一位官员交谈,突然有一只虱子从他的胡须里跑出来。那位官员看了一眼,说道:我还以为是虱子呢,原来不是。王安石低头看去,明明是一只虱子,他摸着胡须笑道:我还以为不是虱子,原来是的。说完哈哈大笑,那个官员羞愧难当。谁都喜欢听好话,作为一个普通人,听逆耳忠言,并勇于承认不难,难就难在权倾朝野还能自省自悟,敢于在他人面前正视自己的不足。看完这些故事,我实在对这位大官的气度折服。这才是真正的宰相,官员的榜样。
说到王安石,我就想到了当时旧党领袖司马光。司马光也曾位居宰相,权倾朝野。在他为官之时,仍不忘为学为文,支持编著了旷古烁今的第一本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据说,司马光治学严谨,在这本共294卷、约300多万字的史书原著中,不曾出现一个潦草的字迹。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司马光的这些故事让我更深刻地明白了“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古人认为,只有品学兼优的人才能做官,为民请命,但是当上官以后,要更加用功的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再回到苏轼为官期间的造福于民,苏轼为官期间曾遇上这样的案子:一位卖绸缎的人曾赊给卖扇人价值2000两的绸缎,眼看着到期了,卖扇的因为遭遇家变,葬父花掉了不少的钱,实在拿不出2000两,作为判官的苏轼左思右想:如果逼着卖扇人还钱,他必定家破人亡,如果他欠债不还又于理不合。苏轼最后心生一计,叫卖扇人拿来20个白扇,挥笔画了很多竹石鸟鱼之类的,让卖扇人拿去卖掉,结果扇子刚摆出来就被哄抢一空。结果,卖扇人顺利还债。苏轼于情理之中判案,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爱戴。
苏轼在晚年被贬广东,他听说广州的普通民众只能喝又苦又涩的地下水,只有少数有钱的贵族能喝到远处引来的清泉,苏轼听从一位朋友的建议,给广州知州写信,提议给广州引入泉水,并将详细饮水计划告诉了知州。于是在宋朝,广州人民喝上了清甜可口的“自来水”。康震讲到这里说:苏轼无论自身有多大的苦难,只要把自己投身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就会获得快乐。人民就是他快乐的源泉。
想到这里,我顿生许多感动,记得有篇文章说,文明史越是久远的民族,其现代人受到的束缚就越多。但是我认为,文明史越是悠久灿烂,后人可学习借鉴的榜样就越多,就越可以从历史中找回失落的良心。那时的官员很多让人学习的地方,他们才华横溢、精益求精、刚正不阿、为民请命、互相赏识、取长补短,可以摆脱政治利益促膝而谈,也可以忘却自己的苦难,急民之所急。那时的官员映衬着那时的文化,闪眼向善。
多年后,我们仍可以抬头望见那些死去的优秀官员化作的星星,他们划过的美丽弧线是看着后人的笑眼,永远铭留于历史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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