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读《庄子》我都被其深邃绚烂至极的文字所倾倒，无一例外，我相信这种极致性的优美文笔不会只来自于后天的磨练，更多的应该是独一无二的禀赋，因为文学接近艺术，要写出好文章，天赋比勤奋更重要。庄子的文章集说理、想象、奇幻于一身，融汇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些无疑是天才才能做到的。但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这样一个才子却提出“无为”的思想，人有趋利性，而庄子为什么要提倡与自己相悖的论断？带着这样的疑惑我查看了庄子的生平。

    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仕途不顺，只是做过漆园小吏，生活非常穷困，却不接受楚威王的重金聘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是贫困，但不潦倒”。庄子是一位非常廉洁、正直，有相当棱角和锋芒的人。或许是看透了当时那个污浊的社会，他宁愿自己是无为的，这样至少还能追寻心中的宁静。但是就在宁静的背后，还是会有很多思想上的挣扎，无疑他失落过，惆怅过，也曾放浪形骸，但是最终他的思想回归了，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与其说他的“无为”的主张是一种觉醒，不如说是一种爱恨分明的反弹。与其说他战胜了自己，不如说他逼不得已选择了一种逃避。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在内心深处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的境界。他提倡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像他提倡的如此安心的一个人。他爱得浓烈，恨得彻底。在恨与爱之间他的追寻是实在还是虚无，谁都无法想象。只是知道他看似精神很富足。但无论如何，他一定经历过心底最痛苦挣扎的过程，才会有这番大彻大悟的，我体会他的无助，因为失望透顶，所以即使后来又有了做官的大好机会他还是果断放弃，或许是因为看透，或许是害怕伤透，不得而知了。

    我突然想到苏轼的一首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是苏轼还是无法出仕，即使很多时候会被官场的尔虞我诈烦心，他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知县时，的确造福一方，为当地的人们做了很多好事和实是。试想如果苏轼和庄子一样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乐而活，他就不会如此可爱了。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苏轼也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从他不愿融入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的发对变法事件就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时期，苏轼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不同意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于是他不容于朝廷，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哲宗即位之后，王安石势力倒台，变法废止，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而后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并且新法并非一无是处，于是向皇帝提出谏议，因而不断被贬。我以前一直想，如果是一般人，会顺势利导，哪怕对司马光党派的言行颇多异议，但考虑到自己目前的仕途顺利，就不会直言，得过且过，升官发财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他不同于一般人，他没有牢骚，只有直言。我常常想，这到底是他的悲哀还是他的幸福？后来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回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就是著名的“苏堤”。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穿透百年的沧桑，而今仍然让后人想起这位不平凡的人。

    当然，像庄子那样独善其身，忘却俗世，的确是一种幸福。但是我认为知识分子不单应该做到明哲保身，他们应该“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国情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即使仕途不顺，也完全可以做到造福一方，比如苏轼。所以有人说苏轼入仕是不明智的，我不赞成。中国的知识分子寒窗苦读，一朝及第，常常为富不仁，他们忘了“学而优则仕”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当官之后应该不忘学习和做人的本分。苏轼做到了，他的佳作大多是他为官期间所做，他的思想在进与退的边缘中徘徊，后人记住的苏轼不光是一个非凡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一个爱憎分明的现实的人，一个敢于面对世事的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