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章中关于中国文人的描述和概括，我心中忽有一种莫名的哀怨。中国文人太倔强，倔强得让人心疼。因为执着，他们常常甘心做文化殉道者，并认为死得其所，活着的也表现出超凡的韧性，宽厚地用自己带着体温的双手抚摸冰冷的大地，于是连冰雪也有了体温，有了生命。

    无论是迂腐也好，死心眼也好。文人的坚持和炙热的献血为人间正道铺平了道路，使其余人得惠，只是当他们在撒播热血时，整个民族应感到心酸，真正的精英在饱受摧残。平心而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遭受迫害的文化和文人还少吗？一种文化的覆灭，其他人改变一下心态就罢了，忘了。文人却一头钻进死胡同，再也出不来了。1927年6月1日，大学者王国维拖着清朝的长辫子在清代的皇家园林投湖自尽，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是王国维先生第一次去颐和园，也注定是最后一次。陈寅恪先生说得很对，王国维先生的死与其说是为清廷尽忠，不如说是死于一种文化：一种文化衰落时，受其所化之人必感苦痛而需寻求解脱。有人归隐，有人殉道。这不得不使我想起了楚大夫屈原，与王国维相似，投汨罗江而死。与其说其殉国，不如理解为他成为某种文化的殉葬品。投河之前，他容貌憔悴，神情颓废，在草长莺飞、花团锦簇的季节，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让某种文化永恒了。生性浪漫的他天生是个诗人，极爱香草美人的他用灵魂祭奠了他所珍爱的一切。余秋雨先生说的更值得我们深思：一个风云数百年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逝者已矣，那么活着的文人在倍受折磨之后又会如何？那些文化的流放者是否停止挣扎了呢？没有。在东北这片气候条件异常恶劣的土地上，复苏了许多翠绿的新生，生命的底蕴开始发掘。在万里冰封的国度，文化萌芽破冰而出，伴随这无数书卷之气和胸口的体温，在文化的感召之下，塞北也能成江南。知识分子在流放万里之时，也可在路上传唱文明的歌谣，于是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流放的诗作。尽管夹杂着雪花和寒风，无奈中还是透着几分欣慰和坚韧。在清朝数百年间，无数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于是关于宁古塔的地域文化研究开始了：《宁古塔志》、《宁古塔纪略》、《宁古塔山水记》，研究中加入了中国学者广泛缺乏的实证意识，丰富充实了文明的史册。所有的陌生和无助幻化成了宽容和随和，文化现实了其伟大的力量，简直惊人。

    但是这种在飘零时所表现的内心精神并不能说明我们要赞美苦难，如今我听见有人说“苦难是一种财富”时，就会有忍不住的愤慨。这一定是一个已经脱离苦难走入优越生活的人的言语。对一位赢不了命运，绝对无法走出苦难的人来说，它还是所谓的财富吗？尽管灾难洗尽了无数虚华的表面，远离浮躁，探索内涵。但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的：“第一流的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的侵害。”无论是怎样坚决地与灾难斗争，怎样的乐观，灾难尤其是无穷的灾难还是对人才的毁灭性摧毁。所有的天赋随同十多年的寒窗都在历史不改的无告中变成了黄土，所有文人的辛酸和对文人的辛酸都演化成了无声去啜泣。那些无法抵御风沙荒野的文弱着实变成了永恒的愁绪，挥之不去。

    从余秋雨的文章中，我看到了作为一位学者可贵的恕道。余先生说：“满族是中国的满族，清朝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统观全部中国古代史，清朝的皇帝在总体上还算是比较好的，而其中的康熙皇帝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他与唐太宗李世民一样使我这个现代汉族中国人感到骄傲。”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种恕道是相当客观的。我想起从前有个朋友跟我谈到清朝历史时说他最不喜欢清朝，逼着全国人们拖着一条猪尾巴，还将中国推向了深渊。背负着太多不公平的仇恨。中国的封建社会气数将近，如果明朝之后还是一个汉族统治，我想最后结局也差不了太远的。

    千百年来铸就了中国文人的独特个性，背负着太多太重的枷锁，丢不掉，摘不下，于是憋闷着心中的委屈，可怜了周遭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