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
　　您好！
　　我是国家天文台的赵永恒，一直对天文学史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有兴趣。最近，我在网上读到您对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的评论，因此，就不揣冒昧给您写信，想向您请教一下。
前一段时间，我用八九十年代的新的岁差公式来计算了“参商不相见”出现的年代，其结果证明“参商不相见”的现象只能出现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或是在公元以后。而《左传》记载了该传说，说明高辛氏只能是在公元前6000年以前的人物。由此可以推论：
　　1）高辛氏决不是帝喾（约公元前2000年前的人物），或者帝喾仅是高辛氏晚期的代表；2）中国人对天象的观测起源极早；3）据考古资料，8000年前到10000年前，正好是我国农业起源和发展的时间（进入新石器时代），这与“参商不相见”的观测几乎是同一个时期，充分反映了恩格斯的论断的正确性。
　　（附相关资料：据《左传·昭公》记载：“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参星与商星，此出彼落，从不相见。因此，杜甫、高适、侯方域等诗中都提到“参商不相见”的典故，便源于此。）
　　关于中国人对天象的观测起源很早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许慎《说文解字》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天而潜渊”，如果描述的是东方苍龙七宿，则其亦为公元前6000年前的现象。另外，按新岁差公式计算，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二十八宿与赤道相合的宿数最多。
　　从您的评论中，得知您根据史前考古资料研究得出的关于“三皇五帝”年代的一些结论，我很想了解一些具体的内容，不知您能否予以赐教？
　　顺颁
时绶！
　　　　　　　　　　　　　　　　　　　　赵永恒


赵先生：
　　您好！
　　承您来函相询，同时由于我对天文学及古代天文历法知之甚少，所以我想就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谈谈我的认识，并向您请教一些相关问题。
　　1、关于二十八宿
　　我认为早期二十八宿在前4500年左右即竺可桢计算理想年代的上限期已经建立，这在考古出土资料方面有充分的依据和证据。以前的认识是囿于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出土材料、出土材料释读研究（主要是器物纹饰）的局限所致。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我在《利用文献资料研究古代历史文化存在的问题》（附1）文中表达了我个人的意见。史前时代与二十八宿相关的实物资料我在拙著《伏羲画卦》书稿简介中作了一些列举（附2），当然这个资料肯定是很不完整的，它只是已发掘出土中的一部分，更是史前时代相关考古学文化中的一部分。
　　据《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第3期）简报，磁山遗址第二文化层出土斗形陶盂（Ⅰ式）外壁刻划纹饰有严密的数量关系。按其发表的线图，正面应是四组斜条纹7条斜线，每组斜条纹7条斜线，合计28数，纹饰设计与四陆二十八宿以及北斗七星数理相合。由于两个原因，我没有将其视为二十八宿物证：一是根据我了解的天文计算及伊世同作前4500年二十八宿天球图，二十八宿的年代上限只能在前4500年左右；二是由于我国考古界对器物纹饰绘画有一种潦草或写意作风，对器物纹饰结构、数量关系极少全面、准确介绍或者说罕有这种意识，所以仅凭线图无法判断其与原件是否完全一致（这一点让人很伤脑筋）。由于早于前4500年的相关实物我仅发现这样一种而且无法确定，前4500年左右的相关实物较多而且明确，又有相关的天文计算，所以我将早期二十八宿建立的年代确定在前4500年左右。据您所言，按新岁差公式计算，前6000时二十八宿与赤道相合最多，则二十八宿在前6000年时建立成为可能，磁山第二文化层斗形陶盂纹饰若真实，则似乎可以成为一种佐证，其C14年代为距今7355±100—7235±105年。这样理解是否恰当呢？
　　2、关于“参商不相见”
　　我觉得古代文献和古史体系（传说时代）不支持高辛氏的年代在前6000年以及高辛、帝喾各是一个人（神）这种认识。古代文献中虽然“三皇五帝”的具体所指及排序多种多样，但燧人、伏羲（太昊）、神农（炎帝）、黄帝、少昊（帝挚）、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舜这个总体顺序大体不乱（女娲为伏羲妹或妻，同时代；祝融、共工、蚩尤等总在伏羲、神农与尧、舜之间）。伏羲上承有巢氏、燧人氏，尧、舜下接禹、启。所以我认为这是古人有意识地建立的一个古史体系，而且可以证实它是有所依据的，有一定史学和科学价值。从考古学上求证，我觉得炎帝、黄帝的考古学文化可以落实。
　　从文献研究上将高辛氏（帝喾）的年代上溯得很远，我见到的材料有限。
　　张振犁、陈江风等在《中原神话论》中援引詹鄞鑫的观点，认为帝喾就是太昊，“所举证据为：1、喾与昊皆从告得声，音相近；2、喾配偶有女娲，是太昊伏羲的配偶；3、伏羲是龙族日神，帝喾也是龙族日神；4、喾从告声，甲骨文字象双手演三爻八卦之形，其创始八卦的意义与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吻合。所以，帝喾就是太昊伏羲”（《中原神话论》19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第1版）。此四证皆不足为证：不仅伏羲、帝喾为龙族日神，与八卦有关，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颛顼、祝融等等，据中国古代文献，都可以论证为龙族日神，而且大多与八卦有关。何新还考证太昊、伏羲、黄帝、舜、高阳、帝俊、帝喾等皆为同一人（神），炎帝、尧、高辛（帝喾）也是同一人（神），“嫘祖”脱胎于“女娲”，而且发现河图洛书、制八卦九宫的事均发生在黄帝、伏羲身上（何新著《诸神的起源》61-64页、69页、78-80页、206-207页、213页、218页，时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陆思贤也考证伏羲、太昊、炎帝、少昊、高阳、高辛、共工、蚩尤、尧等皆起源于立杆测影、天文观测活动（参见陆思贤著《神话考古》，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我认为这些研究反映了传说中的帝王、古天文历法、八卦三者之间紧密的甚至是不可分割的联系，有助于把握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灵魂和《易经》八卦真相的探求，但于求证“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基本无助。说女娲是帝喾的配偶无据，论者可能据《山海经》“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帝俊之妻常羲生月十有二”、《世本.帝系篇》帝喾四妃之一“常仪”而来（据袁轲考证，帝俊即帝喾），性质与考黄帝、伏羲等等为同一人（神）相同，不足为证。冯时在《中国天文考古录》中认为以大火星纪时的历法，“它的起源大约是在大火星和参星分别处于两个分点附近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那个时代可能正是传说中的高辛氏时代”（《中国天文考古录》5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他这样说可能也是依据《左传》“昔高辛氏有二子……”一段话。但是冯时在后出的更详尽深入的《中国天文考古学》中论到同一问题时却将“那个时代可能正是传说中的高辛氏时代”这种意思删除了。他说：“我们认为，中国古人以大火授时的传统大约起源于大火星和参星分别于两个分点附近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它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远”（《中国天文考古学》13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冯时先生这样处理显然比前书更为严谨，他可能也是有所考虑的。
　　“参商不相见”神话很多学者都认为反映了夏、商两族的矛盾斗争，当然也有天文现象。我觉得参、商一东一西遥相对望，不在一方一地，也就是“参商不相见”了，不在一块儿便不再打架，不再“日寻干戈，以相征讨”了。完全坐实“此升彼落”不一定是这个神话的原意和本意。这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3、关于“三皇五帝”
　　通过器物纹饰分析、研究，确证八卦、六十四卦、河图洛书的产生和存在至少可上溯至6500年前，通过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器物纹饰的分析，对半坡类型多人二次葬的研究以及其他综合性分析研究，可证半坡类型当为炎帝文化、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文化、半坡类型的多人二次葬为传说中的“炎黄大战”所致，古代文献中有关炎黄蚩的传说和记载当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和事实基础。这样，可以判断画八卦的伏羲时代必然在前4500年以远。结合较为明朗的学界已有的认识—大汶口文化与少昊有关、陶寺类型与尧舜有关、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与鲧、禹有关等，可知上述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这个排序是古人建立的一个有时代先后的古史体系，而且有真实的文化背景和史实作基础，而不是如“疑古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虚构的东西，也不是如“探源工程”所主张的那样“三皇五帝”是同一时代的人（神）。我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附3）文中说明了“五帝”和炎黄的年代不限于距今5000年以近。关于“炎黄大战”、炎黄时代，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和拙著《伏羲画卦》内容简介中有概略的说明，深入的论证尚在进行之中（主要是形成文字需要更多的时间），年内应该能够完成。拙著《伏羲画卦》已经完成，我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基本认识如简介。另外，整个研究能够进行得比较顺利（如果与传统的文献研究、历史研究、考古研究相比，应该说是非常顺利）与1995年四川绵阳出土西汉木胎漆盘纹饰识读及老子太极图的破译有关，相关的论文已发表在四川大学《宗教学研究》季刊（03.2）上。
　　承您相询，不揣浅陋，谨作如上陈述和汇报，请您斧正！
　　另外，我不知道新岁差公式是怎么一回事，希望能诲我如愚。
　　专颂
秋棋！
　　　　　　　　　　　　　　　　王先胜 2003.9.16


　　　　　　　　　　　　　　　　　　　　之二


王先生：
　　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及相关文章，使我收获甚大，只是我尚未全部看完。邮件中出现了一些乱码，再次发的邮件中依然存在着乱码。请您将您的文章等作为邮件的附件发过来，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乱码。
　　关于新岁差公式之事，其实是国际天文界在八九十年代确定下来的，是更可靠的公式。在以前，人们常常简单地把岁差理解为二分点沿黄道西行，每71.6年移动一度，绕行一圈约为26000年，这样在26000年中，北天极就以黄极为中心绕行一圈，其移动路线是个小圆。（参看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图3-7）。而根据新的岁差公式，北极的移动路线并不是个正圆，而是逐渐展开的曲线；此外，其北极所对应的年代也不均匀。因此，新岁差公式的结果与原来是有不小差别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计算的二十八宿建立年代的上限是在前6200年，比竺可祯计算的前4500要早，同时与赤道相合的宿数也要多。
关于“参商不相见”的问题，我觉得您的意见值得考虑。我现在也在重新进行计算，主要是还要加上日落到天黑之间的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就可能使得年代有所变化。我个人感觉，中国最早的历法（确定季节）是用的参宿“三星”（在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上的土著还在使用参宿和昴宿来定季节，他们是在1万多年前移民过去的）。其后是用心宿“大火”，直至使用“东方苍龙”七宿，而《易经》的乾卦和《说文》的释龙，描写的恰是“苍龙七宿”（和士华《纳西古籍中的星球、历法、黑白大战》指出阏伯和实沈之争就是参历和火历的争执，结果火历胜出），这也奠定了“龙”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位，而参历只能“礼失求诸野”了。再后来，就是发明了二十八宿，使得“观象授时”更加精确和细致。在二十八宿中，只有“东方苍龙”的七宿和“西方白虎”的数宿（如觜参）是属于黄道星座，其他的各宿均不在黄道上，是在前6200的赤道上，由此可见参商历法的影响。当然，在以后数千年的历史中，因岁差的影响，人们还对二十八宿的一些宿进行了调整。
　　这当然是我的一孔之见，希望您不吝赐教。并再次请您把您的上封邮件和文章用附件的形式发给我，这样我才能拜读到全文，以更好地理解您的高见。
　　专颁
时祺！
　　　　　　　　　　　　　　　　　　　　赵永恒


赵先生：
　　您好！
　　我同意“参商不相见”阏伯、实沈之争为历法之争的观点，同时它们与民族（族群）斗争也不矛盾，因为古代天文历法之争也是信仰之争，《左传》“昔高辛氏有二子”一段话言及商人祀商星（阏伯）、唐人（夏人）祀参星（实沈）矛盾便化解，也是这个意思。中国古代历法起源很早我觉得是没有疑问的。我认为您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不过也有一些疑问存在，我想从考古资料的角度以及我对考古材料的了解和理解谈一些个人看法，请您教正。
　　关于大火纪时，除了文献以外，有一个很明显的线索，就是火纹“ ”在古代器物上的存在和出现。从曾侯乙墓漆箱盖、春秋战国上溯至夏商时期（甲骨文资料及青铜器纹饰），再上溯至龙山时代（典型如良渚文化）、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庙底沟文化）之器物纹饰，明确可识之火纹是较普遍的，年代早者如西水坡45号墓蚌塑图以至裴李岗文化陶片上的火纹，这一点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陆思贤《神话考古》、《中国天文考古通论》等已有分析。此外，大地湾文化圜底钵（谢端琚、叶万松《简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彩陶》，《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湖南黔阳高庙遗址下层文化出土F型陶罐（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黔阳高庙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4期）上有明确可识的火纹。前者考古学家解释为“山”字，这是讲不通的，因为它是内彩符号而且笔势作弧形，而且是红彩，我意圜底钵在古人那里即象征北极天盖，内壁红彩火纹即大火沿北周天运行之状，非常贴切。后者陶罐上部一周饰一巨型獠牙神面，口衔一人下伸两脚上出三尖冠，神面背后为两个扁长的斗形重叠，两个斗形的两端便构成神面的双耳部位，两个斗形的两端内各印一个火纹（上一个斗形的两个火纹是在纹饰的中央画一个明确的圆纹以示心宿二，下一个斗形的两个火纹作鸟飞状），即四个火纹在神面的左右居四位，神面的四颗獠牙两上两下也指向四隅方位，另外四隅方位獠牙与斗形之间的夹角上各有一个弧边方形纹。这个神面纹反复表现火纹与斗形、四方位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它表达的应该是大火与北斗之间的关系，巨型獠牙神面就是先民们心目中的巨灵北斗大神，口中所衔下伸两足上出三尖冠的人形象征心宿三星。另外，神面的旁边戳印有高大的建筑纹样，其形耸入云天，下面台基上出三尖状，顶上为一平底等腰三角形，内中地纹形如火纹。此建筑纹样也反复表现三尖、三角形，应是先民们构画的最早的天文台、火星台形象，最早的“阏伯”便在上面主司火星、观测北斗。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的火纹都在距今约八千年前，高庙下层文化陶罐距今也有七千多年，所以大火星观测、授时应该是很早的，与天文计算也很吻合。
　　关于参星授时，按您的观点，它比大火授时还早，但是从考古材料的角度去求证，我感到至少目前还是有困难的。彝族《母虎日历》之“虎踩天球图”中为圆球形，两侧为老虎与三圆形相接为一的图形相对，按彝族的解释，该图是表现老虎在推动三重天旋转，即把恒星、月亮、太阳的运转看作是三重天（陈久金、卢央、刘尧汉著《彝族天文学史》27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也有人认为是老虎推动太阳图。田合禄、田峰认为“虎踩天球图”应是古代火历——虎历合图，若单言虎应是古代的参历，图中红色三星（即老虎对面三圆相接为一的图形）是大火——心宿，或房心尾三宿，其图形正是甲骨文的火字。虎代表参宿，虎历即参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61页，山西科技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田先生的解释应是“虎踩天球图”的本意，老虎推动三重天的理论如果存在的话当为后起，推动太阳则解不通。“虎踩天球图”的内涵可由西周早期兽面纹簋上的龙蛇纹（图见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342页图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得以佐证。该龙蛇纹头部硕大，由三个圆形相接而成如“虎踩天球图”那样，其中一个圆为嘴唇部位，两个圆构成两个硕大的鱼泡眼。龙蛇纹身作∽形，身上铸四个露地火纹，表明此龙蛇纹即东宫苍龙，龙蛇纹头部的画法正是表示心宿三星。田合禄认为《夏小正》即参历或者《夏小正》中有参历，江国梁和庞朴先生也持这种观点。彝族分白彝和黑彝，田先生认为黑为夏色，黑彝可能是夏族后裔，主用参历即虎历，白为商色，白彝可能是商族后裔，主用火历（田合禄、田峰著《中国古代历法解谜——周易真原》62页）。彝族的祖灵为黑虎，尚黑，根据这个特点上溯新石器时代，可以找到两种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关：一种是山东龙山文化盛行黑陶，可视为尚黑，而且近年来的考古学研究倾向于认为夏文化来源于东夷文化（当然古人也认为夏人尚黑，墨家崇大禹，也尚黑）；一种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后段（或称史家类型）流行虎首类人面纹彩陶瓶（这在史前考古文化中很特别，虎纹或老虎形象罕见于其他考古学文化），而且这种虎首类人面纹与彝族当代祭祖仪式中仍然采用的虎头葫芦（吞口）画形神俱似（参见：何周德《葫芦形器物与生育崇拜》，《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3期；孙新周著《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129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夏文化（二里头）是东来还是西来或者东西合流目前尚没有定论，夏人是否崇虎、尚黑、行参历好象也难以从考古学上去求证。唯有史家类型的虎首类人面纹与彝族吞口图案相合，我认为绝不会是没有关联的，虽然年代相距长达6000年。根据纹饰分析，我认为史家类型虎首类人面纹的本意也是与天文历法崇拜相关的，甚至它在6000多年前就有可能是作为祖灵受到祭祀和纪念的。根据西水坡45号墓蚌塑龙虎的内涵表达，或可认为史家类型的虎首类人面纹与参星崇拜有关（我认为西水坡45号墓文化表达正是来自于渭水流域半坡文化，参见《“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但是史家类型的年代最早只能与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同时或略晚，即龙虎作为东西二宫星象的证据目前都只能上溯至西水坡45号墓，距今约6500年（龙象或许可能更早一点，但我觉得龙的起源并非来自东宫星象）。
　　在中国古代天文观念中成为四宫星象神灵的龙、龟、鸟等动物形象，其出现在史前遗迹、遗物上的年代都可上溯至距今七、八千年前，而且较普遍，唯有虎在西水坡45号墓之前尚未发现，而且其后涉及的文化、地域也都不广泛（如果说参火之争、火历胜出的话，那似乎在6000多年前就成就了这件事？那么它与“炎黄大战”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西水坡蚌塑图，参星观测、参星纪时在七、八千年前也是可能的。在那个时代陶器纹饰尚在产生初期，参星纪时可能很难留下证据（但是对照龙、鸟、龟等动物图象的出现，就让人觉得这也有点例外）。
　　在七、八千年前以至更早一点，参星是否可能独立授时，如何在考古上去求证，这是我感到疑惑和有所困难的地方，希望您能有所见教！
即颂
研祺！
　　　　　　　　　　　　　　　　　　　　王先胜
　　　　　　　　　　　　　　　　　　　　03.9.23


　　　　　　　　　　　　　　　　　　　　之三

王先生：
　　您好！来信在节前已收到，我在十一期间拜读了大作，感觉受益非浅。当然也还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
　　关于“参商不相见”，我分析了有关计算，尚未发现什么问题。您在前信说参商遥相对望就可以了，自然是一种解释，但我认为在公元前6000年前的古人在观测时，是能够确定“不相见”的情况。而到了《左传》时期，“遥相对望”就可以作为一种解释了。
　　关于高辛氏和帝喾的关系，帝喾应该在五帝的系列中，但高辛氏可能是氏族的名字，所以我就将其分开。您说文献上没有展示相关资料，这也是我感觉底气不足的地方。
　　关于“参历”和“火历”的关系问题，我只是依据海外各族使用昴宿或参宿来确定季节、纳西族传说“火”打败了“参”，才有了参历”更早而“火历”再胜出、以后才出现“二十八宿”的想法。这当然不排除“参历”和“火历”是属两个部族的，以后进行了融合，形成了“龙”和“虎”的东西方各宿，再以后才是“二十八宿”。《左传》“参商不相见”也许是反映了这种情况，而“帝”将参商分开，采用了“二十八宿”。
　　您的《伏羲画卦》是非常重要的著作，不知是否已出版，我相信对上古天文史是非常重要的。我很愿意拜读您写的文章，如果您有发表的文章，能否寄一份给我。另，您能否找到伊世同的《北斗祭》的文章（《中原文物》1996年第2期），我很想看一看。至于您在信中提到的大部分书籍，我都看过。但关于苏美尔人来自中国的文章我没有读过，而我在读古代世界科技史时，总有类似的感觉，您能否提供相关的信息？
　　我很赞同您对“探源工程”的意见。我个人认为，“两重证据法”即考古加上文献（传说）应该通过两种途径来研究：
　　在时间和空间上来研究，即根据考古资料，将各部落的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排列，以确定各部落的发展、消亡和相互作用，再与文献料比对，来确定“三皇五帝”活动的时期和范围。这方面的研究，早期有徐旭生老先生依据传说确定了炎黄和东夷集团的地理位置，后来美国的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利用各个文化遗址的碳14测年数据给出了不同时期各大文化的发展和相互作用。张先生的工作非常好，但他给出的时间间隔太大（上千年），而且使用的数据也比较老。我认为应该有人来根据最新的数据来做类似的工作。再通过与文献的比较就可给出一些结论：例如伏羲属于渔猎时代（旧石器），而炎帝属于农耕时代（新石器），这样伏羲应该是公元前六七千年前，而炎帝则在这之后，（而我总觉得贾湖遗址的年代偏晚，不应该对应伏羲）；例如象您说的那样，黄帝就不可能属于红山文化（苏秉琦的观点），但我觉得不应该象王大有那样认为濮阳西水坡是属于蚩尤的。另外，我认为在文献方面应该注意各种《纬书》中的记载，至少它们是汉朝的传说资料。
　　对考古器物上的文化特征进行系统的分类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字就是纹饰，说明纹饰在古代是有深刻含义的，代表了精神和文化，绝对不是什么“图腾”。如果对纹饰有很好的分类，再与文献中的文化规范相比对，相信会对古代的文化传承整理出较明晰的脉络来。您的《伏羲画卦》应该是这方面的经典，蒋书庆的《破译天书》也是在这方面的努力。我觉得尚需要更多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同时应该更加注意文化规范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演化问题。
　　以上种种陋见，颇有贻笑大方之感。在此，不揣冒昧地请您指正。
　　顺致
秋安！
　　　　　　　　　　　　　　　　　　　　赵永恒


赵先生：
　　您好！
　　关于《左传》高辛氏二子神话，的确有点复杂。如果按传统的理解，高辛即帝喾，根据那段文字判断，其事的确不会很早。如果将高辛与帝喾分开看，二子神话在七、八千年前产生，一直传到《左传》，其间的线索非常渺茫，因为古代文献中高辛的资料非常少，与夏、商之间处于断裂状况。《山海经》中关于帝俊的资料不少，按帝俊即喾、喾即高辛，这样可以建立起帝俊与高辛之间的联系。惟《大荒东经》中有一条资料：“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按郝懿行注，帝鸿即黄帝，则帝俊略当黄帝之生父少典，这样一转换，高辛就可能在炎、黄之前。根据文献资料，帝喾、帝俊皆与鸟（凤）关系密切，当属东夷集团。我这段时间正在考证“炎黄大战”，大体上认为学界近年提出并正在讨论的零口村文化其两个主要的来源裴李岗文化与白家村文化（大地湾文化）与炎、黄之父母“少典娶有氏”传说很吻合，而少典应来自于裴李岗文化，有氏（或有娲氏、女登）来自于白家村文化。炎、黄即零口村文化之后的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类型不见三足器、陶鼎，流行鱼纹而罕见鸟纹（陕西武功游凤发现有鱼吞鸟图是颂鱼贬鸟）与信仰有关，即它是通过立杆测影行十月太阳历（半坡鱼纹的基本构形两个三角形尖角顶对与阴阳交午符号同）而拒绝崇拜北斗和心宿三星；相反庙底沟类型流行鸟纹、火纹不见鱼纹，使用陶鼎、三足器，与东部的传统更加接近和相融，这与炎、黄“异德”也很吻合。史前东部地区盛行陶鼎、三足器，其源在裴李岗文化，裴李岗文化陶片也已发现火纹，因此裴李岗文化与东部的古代文化有内在的联系。郭璞、袁轲认为俊亦益、舜，益、舜皆东夷之人。又《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生禺，禺 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袁轲认为禺即《大荒东经》所言“黄帝生禺 ”之禺，则帝俊与黄帝又拉上关系。因此，从裴李岗文化开始至先秦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脆弱的关系：少典（高辛）——黄帝（俊）——喾（俊）——舜、益（帝喾为商人之祖先，益即伯益为秦人之祖先，而且秦人之远祖为少典，《史记》有载）。这条线从文化内涵上看大体上是相通的即都与鸟、斗、大火崇拜有关，考古学上虽然无法确切地贯串、连接，但轮廓、走向是存在可能的。又据《海内经》“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再建立另一条线：少典（高辛）——黄帝（俊）——鲧、禹。虽然自高辛始，可以附会出这样两条线直至夏、商，但它与高辛氏二子神话仍不吻合。虽然并不能排除高辛、帝喾各是一族或有先后关系因而为古人所合并这种可能，但由于有关高辛的资料和信息太少，我们无法在史前考古文化中去寻找它的文化。按高辛的年代应该在距今七、八千年前，地望则应在黄河流域特别是中原。这样大致应该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或作裴李岗文化裴李岗类型、磁山类型、贾湖类型）范围去找，显然“二子”不可能对应于这两种文化或其中的两个类型，而裴李岗文化或磁山文化本身也没有明显地分裂为两个支系并可以与“二子”神话联系起来。零口村文化的年代为前5300年-前4500年，其后裂变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但这与“二子”神话也联系不上，不仅年代晚，而且这几种文化的地域主要在关中、晋南、豫西一带。所以即使在七、八千年前中原一带有一个高辛氏族，一直发展到四千多年前的帝喾时代才显赫起来，其在帝喾之前这一段历史不仅难以清理，而且无法找到高辛及二子的考古学文化以证之。
　　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左传》高辛氏二子神话可能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我已基本将传说中的主要帝王同黄河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对号排定，这个框架大致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炎帝）、庙底沟类型（黄帝）、后岗类型（蚩尤后裔）、大汶口文化前段（少昊）、大河村类型中期（颛顼，前4000年-前3500年）、大司空村类型（共工）、大河村类型晚期（祝融，前3500年-前3000年）、大汶口文化晚期（帝喾，前3000年-前2500年）。当然这其中大部分是别人曾论证或提出过，我的研究属吻合或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只有蚩尤、颛顼、帝喾是我新排的。我觉得神农、伏羲并不能确指某种考古学文化（神农可勉强与裴李岗文化对应）。这样看来高辛氏二子神话，它可能反映了一段真实的历史：帝喾高辛氏，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4500年，地望在鲁西南、豫东以及安徽北部、江苏西北一带，以辛为地名、高辛村都集中在这一地区，而其考古学文化正是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类型即尉迟寺类型。大汶口文化晚期同时还有一个地方类型即颖水类型，它深入河南颖水中上游和伊、洛下游，与其后的河南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分布地域大致吻合。王城岗类型与夏文化有关，因此实际上夏文化应该是东、西方汇合而成的一种文化。《世本·帝系说》：“鲧娶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高密即禹所封国。庙底沟二期文化或王湾类型应即鲧，来源于庙底沟类型黄帝，其与颖水类型的汇合即娶有莘女，产生王城岗类型即生禹，而商人与东部大汶口文化晚期尉迟寺类型帝喾可能有较直接的关系。尉迟寺类型与颖水类型的存在大体上能够解释高辛氏二子神话，而火历胜参历也许与商灭夏有关。我不知道纳西族火历胜参历传说的具体情况。这个传说我觉得很重要，如果它反映的不是夏、商关系，就可能是庙底沟类型战胜半坡类型即黄帝战胜炎帝的史实遗留。当然我还没有写到这一部分来，这只是一种概略的推测。不知和士华先生关于纳西族那篇文章发表在什么地方，您那里有没有，我很想看一看。
　　有一个问题，我不懂：陈久金、刘尧汉等在彝族文化中发现十月太阳历，而彝族的祖灵是黑虎；十月太阳历的发现者、宣传者多认为《夏小正》为十月太阳历，他们将北斗观测、二十八宿等都用于论证十月太阳历，纳入十月历系统，而田合禄、田峰一方面认为十月太阳历来自立杆测影，一方面又认为参（虎）历也是十月历，庞朴，江国梁也认为夏历、《夏小正》为参历或参火合历；根据器物纹饰分析，我发现半坡类型有不少设计十月历历数的器物，完全可以作历书使用，而虎首人面图象也仅见于半坡类型，彝族崇拜葫芦和虎，半坡类型晚期出现的虎首人面象葫芦瓶正是合二者为一。为什么虎（参）老是和十月历搅在一起？从半坡到当代彝族，已有六千多年的传统，如果这种传统有可能更久远的话（这完全可能，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的依据、材料），那可能有助于证明您前次所说“参历——火历——二十八宿”这个发展顺序，或者使参星授时的证据与大火同时。目前我发现十月历历数器物年代最早的是河姆渡第四层所出，约在距今7000年前。山西吉县柿子滩的龙纹岩画，我认为与十月历有关，视为迄今所见十月历产生的年代最早的物证，后来我看到陆思贤、李迪合著《天文考古通论》，陆先生也是这种推测（该书18-19页）。我的判断依据是，龙起源于太极图，是远古先民对太极图的神化，太极图阴阳两仪即阴阳二龙，而太极图源于立杆测影，一年365天的日影长短构成太极图。龙不可能起源于其一种或几种具体的动物，因为在七、八千年前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查海文化已有鹿龙、猪龙、鸟龙、石堆盘卷龙等，鹿、猪、鸟根本不是龙、蛇之形，显然在各种龙之上有一种更通行的崇拜物，而它与天文历法有关。龙作为东宫星象的历史我觉得不可能早到一万年前即柿子滩岩画的年代，所以我认为由于太极图、龙作为天文历法的代表性、象征性图象受到原始人的崇拜，由此不同的族群便构画了不同的龙。龙配属于东宫，目前看来这个年代就是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也许这与蚩尤族从渭水流域迁徙至东部的豫北冀南有关，而东方虽然有崇拜大火的传统但它是没有龙的，它是用鸟来表示大火崇拜，一直到山东龙山文化都是这样）。半坡类型的十月历肯定有更早的来源，因为半坡类型P.4237陶片锥刺纹的构图和内涵表达已经非常精巧、复杂，结合河姆渡的十月历历数器物来看，应该说在7000年前十月历的传播面已经很广了。找到半坡类型十月历的来源，就可能找到参星授时的更早的证据，当然柿子滩的岩画显然还不是这种证据。我觉得单独的参星或参、火观测可能无法确定一年的大致天数（不知是否能够？），而一年被分为10个时段仅依据星象观测可能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十月历的产生还是与立杆测影有关。将半坡类型与大汶口文化对比，我觉得半坡类型是崇拜立杆测影，历法据此而制订，但星象观测重视参宿，由于十月历不便于判断季节，所以同时依靠参宿；相反，大汶口文化制订历法也需知道回归年的长度，进行立杆测影，但它在星象观测方面重视北斗和大火，因而制订有将一年分为八个时段火历（大汶口文化发掘工作做得较充分，但没有发现十月历历数器物，我估计也不会有）。是否因为半坡类型这种情况，导致后来虎与十月历的缘份，以致有专家们的分歧呢？由于我不懂天文学，主要依据考古材料作了自己的理解，所以希望听听您的见解并乞指正。
　　关于苏美尔。刘志一有一篇文章《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远古文明》（《社会科学报》1991年5月23日），认为6500年前半坡、宝鸡等地的中国先民由于洪水所迫迁徙至西亚，这就是苏美尔，苏美尔文明当然就是中国先民与西亚土著的结合。我在写作《伏羲画卦》的过程中，发现哈拉夫文化的一件彩陶盘纹饰及该文化的其他一些特征，将它与半坡人联系了起来。这件彩陶盘底面所绘纹饰：一个正方形（正菱形且有网格纹）的四角上各有一个弧边三角形，四个三角形两两对称尖角顶对，其与半坡人面鱼纹盆内壁的100格网纹几乎完全一致，而那四个三角形朝外的弧边内各有三个圆点合计12个与十二月历法合，每两个三角形之间即中间正方形网格纹四正位置上各置16个圆点，合计64个与六十四卦合（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54页）。半坡那种100格网纹内涵丰富、设计巧妙，与河图洛书有关。两地这种纹饰绝不会是巧合，因此我认为在6500年前时有半坡先民到达西亚，这个年代也就是黄帝擒杀蚩尤的年代，也是西水坡45号墓的年代。由于我对西亚相当于零口村文化、半坡类型这个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及材料所知甚少，是否存在相反的情况即半坡人来自西亚，我还没有什么认识。我主要是根据八卦文化是中国的传统、十月历在中国境内的存在远在半坡之前、6500年前渭水流域又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作了上述推断。
　　关于西水坡45号墓为蚩尤，因事涉繁杂，非三言两语所能概言，待我完成“炎黄大战”写作之后再和您讨论吧！
　　即颂
秋安！
　　　　　　　　　　　　　　　　　　　　王先胜 2003.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