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          魏、 西晋时的服装， 大体沿袭汉制。唯流行褶装，且多戴当时称之为小冠的平巾帻。南北朝时， 由于北朝处在鲜卑或已鲜卑化的当政者统治之下，故流行鲜卑装，少数鲜卑族男子多穿圆领或交领的褊衣，着长裤、长靴，腰系装带扣的革带，头戴后垂披幅的鲜卑帽。各民族长期杂处之后，这种装束也在汉族平民中普及开来。另一方面，北魏的某些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提倡汉化，于是皇帝和臣僚的祭服、朝服中又出现了峨冠博带的汉魏“威仪”。这在响堂山石窟的《帝后礼佛图》浮雕或《历代帝王图卷》的北周武帝像上可以看到。 

唐代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 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

        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宋代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元代        元代蒙古男子所戴之帽圆形的名钹笠，方形或多角形的名瓦楞帽，俗称均为鞑帽。前者在甘肃漳县元汪世显家族墓中有实物出土，后者则见于河南焦作元墓所出陶俑。元人之袍常在腰间施辫线，下身有褶，名辫线袄子，高官贵胄多以纳石失(织金锦)制作。冬季常穿翻毛皮衣，名答忽。贵妇戴顾姑冠，以木为骨，高三尺许，外包红绢，上缀珠玉，顶插木枝、翎毛，式样极特殊。元初曾要求在京士庶均作蒙古装束，大德以后则各任其便。所以元代汉族，尤其是居住在江南的汉族即所谓“南人”的服饰大体与宋代无别。 

明清          明代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飞鱼、斗牛等服。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

        清代改着满装。官员在袍外所着之朝褂多为石青色，故不用品色之服。清代官服区别等级时，除继续用补子外，还特别重视缨帽的顶子。一品官装红宝石帽顶，二品装珊瑚顶，三品蓝宝石顶，四品青金石顶，以下各有等差。武官中之亲贵及有军功者，还赏戴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因此清代官服遂以“顶戴花翎”为最显赫的标志。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中国服饰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各具特色的风貌和体系，在式样、外形、结构、装饰、色彩、图案、审美文化的诸多方面军有自己的特点、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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