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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几位跑腿公司的负责人都表示,公司从运营以来状况一直都不是很好,而据他们了解同行情况都差不多。可能夏天、冬天情况会略好一点,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苦苦支撑。
跑腿公司之“黄牛党”事件
尽管公司曾向媒体表示,愿意诉诸法律以求公正,但此事一直没有下文。当天记者又试着拨打了“五代”的服务电话,并提出代购火车票的要求,对方表示不能提供该项服务。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但之前的这个“谎言”显然已经引起了对方的反感。
公司相关负责人王祖青说:“已经有很多媒体用这样的方式试探过了,我们现在已经不受理这类业务了。”经过近10分钟的沟通,他同意和记者改天面谈。然而到了约定时间当天,他还是以身体不适为由,谢绝了采访。
媒体同行细述事件始末
“五代”对“黄牛党事件”讳莫如深,最终记者从同行处了解到了事件的详细经过。
去年年底《小强热线》接到了观众的投诉电话。这名观众反映,他曾委托“五代”购买杭州到安徽阜阳的火车票,结果不到50元的车票一倒手需要150元。
当时负责采访的记者向荣说,他们曾到火车站进行暗访,结果发现确实有人在倒票,其中有人提供的买票电话就是“五代”的电话号码。随后,记者向铁路公安部门举报。查处中,公安人员在“五代”公司发现了数额逾5000元的火车票,公司负责人也被刑拘。
跑腿公司集体流产
这次事件也成为杭城跑腿公司集体“崩盘”的导火索。卷入该事件的另一家公司仓促关门,而其他几家涉及代购票业务的也纷纷转行,或停止营业。
几家跑腿公司对于“五代”这一事件都不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快马跑腿公司的刘方舟则表示,他早已经预见到这样倒票迟早会出事。
“他们已经不是代购票这么简单了,这已是囤积车票了。他们哪条线路的车票紧张就抢购哪条线路的,即便没有人预订。而且一倒手就翻几倍,赚得太黑了。”刘方舟说,那阵子他就觉得这样做下去,这个市场肯定会被搞乱。
代购票是否属于“黄牛”倒票?
跑腿公司替人买票是否属于“黄牛”倒票行为?浙江西子律师事务所邵瑞青律师认为,如果跑腿公司把买来的票囤积,并以高价转卖给他人,从中谋取利益,那属于倒卖行为,是违法的。根据我国《刑法》第227条、231条的规定,这种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倒卖车票船票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如果跑腿公司替具体的某个人或单位买票或者排队挂号,不以营利为目的,只是在为顾客服务后收取一定合理的劳务报酬,邵律师认为在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禁止这一行为。
据记者调查,目前几家跑腿公司仍在开展代购票业务,但已比早前谨慎得多。
1500元的“大单”挽回败局
作为杭城最早的跑腿公司之一,老板刘方舟说,其实在刚开业不到一个月他就有了转行的念头,经营状况比他估计的要糟糕得多。“我们发了近一个月的名片,就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人家主动找上门的一个大单。”
当时一家汽配公司正准备开业,开业典礼前需要准备的一些琐碎事务就交给“快马”处理了。花了一个星期时间,“快马”完成得让客户非常满意。事实上这件所谓的“大单”,其实也就赚了1500元钱,但正是这一单业务让刘方舟重拾信心,一直支撑到现在。
固定大客户支撑公司发展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快马”已经有了几家固定的大客户,这也是杭州诸多同行都不景气,而“快马”能继续跑下去的主要原因。
刘方舟说:“像三星公司经常要组织一些年轻员工去韩国培训,他们的签证就是委托我们办理的,一个月总要跑几趟上海。其他还有保险公司的同城快件等等。这些客户一年能给我们带来四五万元的收入。”
跑腿业务五花八门
代客户挂号是“快马”受理的主要业务之一,收费视这些专家号的热门程度而定,一般在50元到100元不等。像浙二医院的眼科、方回春堂的专家号都是客户经常点名要的代挂号服务。这些客户当中不少是台州、温州的,许多都是通过网上了解到“快马”的服务内容,老客户又介绍来了新客户。
“有些服务我们名片上没有印,但客户提出需要的一些服务五花八门,我们想都没有想到过!”刘方舟说,有外地小青年打电话来,让他们给杭州的网友送花送蛋糕的。前段时间有个年轻人打电话来说想在家过生日,嫌家里的桌子太小,让他们帮忙找张大点的桌子。当天,公司找了张合适的桌子送上门,第二天再收回来,就这样赚了100元。另外,曾经有人委托他们把家中的老太太送到上海,也赚到了100元。
采访时,有客户打电话来要求代购火车票。刘方舟坦言,他们确实还在受理这项业务,但必须保证是有客户下单,再买票。另外,收费也不是根据车票是否紧俏而定,一般每张也就收取10元到25元左右。他说:“我们对公司员工也有很严格的规定,不允许他们倒票。之前员工买票时也碰到过有人想高价买他们手中的紧俏车票,但我们是为预订的客户服务的,是绝不可能谁开价高就给谁的。”
获利微薄仍有发展前景
刘方舟告诉记者,公司现在正式员工有6个人,每人每月差不多能拿到1500元钱。扣除这些开销,平均每月公司跑腿业务(不包括固定大客户)这块能赚到三四千元。另外,公司还有一些普通家政服务,比如:维修电脑,介绍家教等等,这些也是公司主要的一块收入来源。
目前,“快马”的经营模式,服务理念也吸引了外地一些有意向从事该行业的人员。像义乌、湖北荆州都已经有人加盟,挂上了“快马”的牌子。
“我给这些人主要是提供模式和经验,另外在我公司的网站上也给他们作宣传。加盟费只是象征性地收了1000元。”从刘方舟的口气可以听出,对于公司的现状他并不满足,还有更长远的打算,对这匹“快马”他还要加鞭。
目前,温州经营状况不错的跑腿公司有五六家,“林记跑腿”是其中之一,老板林祝慈是温州本地人,对当地人的生活习惯是再熟悉不过了。
“送吃”是重点服务内容
在温州,跑腿公司受理的主要业务还是“送吃”,这是和杭州跑腿公司最大的不同。林祝慈说:“平均每天我们能接到三十几单业务,大部分都是送吃的。另外还有一些同城快递,这方面我们比快递公司要有优势,我们比他们要快得多、及时得多。”杭州的跑腿公司大部分都是靠自行车、电动车,而温州跑腿公司的交通工具大多是摩托车,速度上显然要有优势,效率也要高得多。
“林记”效益不错,但规模并不算大,公司只有五六名员工。温州商人一直以敢闯敢打拼而闻名,但这位林老板显然没有扩张经营的打算。
“其他城市的跑腿公司我也了解一些。以前我也到其他城市调查过,像江苏苏州等地,虽然当地生活水平还不错,但是老百姓观念还没有转变,比较节约,不可能花钱在我们这样的‘跑腿公司’身上。”林祝慈说,他认为“跑腿公司”地域性比较强,并不适合跨区域发展,通常还是本地人开这样的公司比较合适,因为只有本地人对当地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比较熟悉。
来自贵州的杨花香已在杭州生活了四五年了,在去年进快马跑腿公司前,她曾做过服装裁剪等工作。做跑腿工作1年多,杨花香算是公司里工龄“最长”的员工了。“来做几天的最多,几个月的也有,做满一年的就很少了。”杨花香说,目前跑腿这个行当还没被普遍认可,有时候发名片给人会遭白眼,也会被误认作“黄牛”受到管制,很多进这一行的人是经受不起这种“煎熬”而转行。
前两天刚进公司的一个30来岁的小伙子去省儿童医院替客人挂号,在他给周围的人发公司名片时被医院的保安认作是“黄牛”,双方发生了点争执,他身上的所有名片也被没收,结果第二天在领走一天的工资后就离开了公司。
“可能这个事把他给吓着了,心里会有些害怕,认为做这个工作偷偷摸摸的,他有点接受不了。”杨花香说,她一开始做这份工作也不适应,关键是调整好心态,“我是凭力气在赚钱,又不是在做非法的事,我们都是有‘证’的!”
要想做跑腿工作,除了能吃苦、耐挫能力强外,还要对杭州的地理环境要熟悉,杨花香说她做了一年多,很多地方还没跑到过,所以身上背着的包里随身带着杭州地图。跑腿工作做的事情也很杂,给人买蛋糕、送文件、排队挂号等,收费一般按路程来算,也有“亏”的时候。有一次,杨花香要为家住学院路的客人去汽车东站取包裹,中途电动车坏了,结果花了4块钱坐公交车,修车花了5块钱,而从客人那收了20元的酬劳,一笔单子下来扣除工本费不赚反亏。
对于目前1000多元的工资,同时公司提供包吃住,杨花香说挺满意的。其实,已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的杨花香本可以出来自己做,给人排队挂号收取的四五十元费用全部收入囊中,但她说:“要是那样的话我可真成了‘黄牛’了,心里也会很难过。”杨花香说,她会继续做下去。
像杨花香这样感到在这一行找到自我价值的并不多,不少人未能坚持下去。跑腿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这也是该行业难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张雪洪所说的恰恰相反,一直以来,“跑腿”这个行业是不能作为公司在工商部门注册的,现在的“跑腿公司”都是打着“家政服务”的擦边球在营业。然而张雪洪的说法恰恰说明正是由于没有市场准入制度、没有行业规范,任何人都可以经营“跑腿公司”,才造成了杭城跑腿公司一拥而上后又集体流产的局面。
张雪洪的跑腿公司现在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普通花店,在为客户送花之余偶尔顺带为他们捎些东西,他说:“排队挂号有黄牛,买火车票又慌兮兮的,而且赚不了钱,倒不如不做。”在他看来,跑腿的回报率太小,现在做跑腿的业务是最没花头的。
记者还发现一些跑腿公司也在依靠自身积极努力规范服务。比如:一些跑腿公司制定了员工服务守则,禁止员工倒票囤积票;代客户挂号时须有序排队,不允许和其他挂号病人产生争执或摩擦。
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业指导,这些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协议都极其不规范。比如:在公司的奖惩条例中,有不少重罚克扣员工工资的不公平条款;一些公司甚至扣押员工身份证,或者要求员工缴纳保证金。
随着夏天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市民可能会需要“跑腿”这类的便捷服务。但要让市民真正既能放心又能舒心地享受到这些服务,杭州大部分跑腿公司还没能做到这一点。跑腿公司能跑多远,跑腿经济将往何处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