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越秀区人民检察院最近撰写了一份关于医疗腐败的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是基于2010年~2016年间，该检察院共查办的66件医疗卫生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涉案66人。根据报告，医疗领域的职务犯罪近年来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如腐败形式由单个秘密作案向有组织集体型腐败转变，涉案环节从药品购销环节向医用耗材购销转变，涉案人员由医疗卫生系统的普通工作人员向高端专业型医务人员转变等。其中以心脏支架为代表的医疗耗材更是成为医疗腐败重灾区，国内单次手术的用量常常是国外的2至3倍。

    这看起来是个新的问题，不过仔细琢磨，却并不代表医疗腐败的实质有什么新的转变。

    因为不论是早就引得社会沸沸扬扬的药品回扣还是如今呈现后来者居上势头的医疗耗材回扣，其本质是一样的，那就是在供应端货源充足的情况下，厂家通过对医生支付额外利益的方法，获得更多的销售机会，依然属于一次权力寻租的过程。

    至于腐败向高职务和高学历转变，并不说明这个层次的人员有什么变化，而是耗材的应用与药物不同。药物的选择，常常属于医生的个人选择，每个医生在出门诊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认知选择药物。所以，药物的回扣，常常针对个人。可是医疗耗材常常应用于手术，而手术很少可以依靠个人完成，大多需要一个团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团队的“凝聚力” 
就必定会有一个利益共享的潜规则，那么在这个时候，一定是高职务，高职称的人有更多的话语权，更容易成为一个团队的代表，因此，也就成为耗材交易中的重点对象。

　   其实医疗耗材背后的利益交换并非我国独有，早在2010年3月，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刊登了一项研究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而这个现象的背后，是美国的医生也接受了厂家提供外出学习时的头等舱等利益。

    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会有交易。在我们国家这个现象更加普遍，又有着这样一些背景。

    首先就是医生的劳动价值在现有体系下很难得到体现。心脏支架主要用药心梗的抢救，可是这个操作的背后是医生在操作过程中时时与放射性为伍，对身体的伤害显而易见，但是，当前的医疗价格对此却没有应有的补偿。不止于此，很多心梗的抢救常常发生于深更半夜，可是医生被急救要求从温暖被窝中招到射线下面的时候，他们依然得不到必要的补偿。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耗材的额外利润，就成为弥补正当利润的重要来源。也是手术团队维系劳动的重要利益补充。

    其次，对于医生而言，回扣政策来源于厂家，医生既没有定价权，也没有招标环节决定耗材去留的决策权。因此，虽然有一些选择权，但对于整体价格不会造成影响，从厂家这获得利益，不过是削弱厂家的利益，因此与发生在工程采购中以次充好的回扣存在本质不同，医生们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在此环境下，我国耗材定价又缺少合理的定价机制，为其进行利益交换提供了经济基础。

    所以，耗材腐败高发，有自身的因素，也有整体环境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也许不必纠结于参与者身份的改变，要改变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探索医生合理的薪酬体系，另一方面要加强耗材采购中的阳光环节，期待在新的医改政策下，挤出耗材定价中的水分，让耗材背后的腐败。失去滋生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