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一位东北姑娘怒斥医院号贩子的视频，不仅吸引了众多人们的目光，而且还获得了人们的一致点赞，而这位姑娘哭着说的——如果她死在了回家的路上，这个国家就完了——更是令人们在敬佩女孩正义与勇敢的同时，增添了几抹悲怆与哀伤。在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大背景的映衬下，这种悲怆又化为一番徜徉于心头的另一番滋味，让人恻隐。

        对此问题，卫计委率先做出了反应。作为卫生机构的管理部门，站出来发出了对票贩子要“零容忍”的承诺。这一声承诺不止是对这名无助女孩的声援，更是对黄牛倒号行为的威严宣战！

        卫计委的这声宣战，老百姓们莫不拍手拥护。但是，政府部门的“零容忍”却未必能保证相关问题的“零发生”。毕竟在一个个综合医院的大门之外，站立着一群群焦躁无助的求医人员。而那些被称为“黄牛”的号贩子，是很多人获得就医机会的唯一渠道。

        没有哪个国家公然纵容“黄牛”。可是放眼世界，“黄牛”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顽疾。大到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世界性盛会，小到一些娱乐明星的演唱会，只要涉及到的内容有一定的关注度，就会有“黄牛”的影子。而他们经手的票据，大多都是要加价的，翻番或翻好几番也并不罕见。只要需要的人足够多，“黄牛”就一定会有所表现。“黄牛”现象在很多时候其实已经得到了某种默认，以至于“黄牛价格”经常会作为一种参数来渲染某个比赛或者演出收到的欢迎程度。

        即便如此，在就医挂号的环节中出现“黄牛”还是很显突兀，在全世界也大概只有我们国家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呢？

        很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其表现就是，不少相关的评论也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疾病，一定要到北京来瞧，还一定要瞧专家号，还一定要集中那样几家人满为患的医院？

        举一个不甚恰当的例子，如果一个单位，基层员工在工作中出现了问题，都不找部门领导，而直接找单位领导寻求解决，这个单位的领导一定很不舒服，工作效率一定会很低下，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而现在我们国家的医疗制度，就如同一个单位，在制度上鼓励所有的员工，有问题直接撇开基层干部，而是去找上级领导。其结果必然是基层干部很难受，而上级领导很受伤。

        一个国家之所以要设立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是因为医疗问题有不同的特点，需要不同等级的医疗措施。因此，疾病的诊疗一定要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这是现在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医疗体系都实施分级诊疗的根本原因。一个人有了疾病或者健康疑惑，先就近在周边的社区医疗机构就诊，个人成本低，动用的医疗资源也简单。社区能解决固然好，解决不了再转诊到上级的医疗部门，上级医疗机构的劳动就能有更强的针对性。绕开社区直接到综合医院甚至是大医院就诊，这实际是对分级诊疗的一次践踏。

        但我们国家的医疗建设，这些年恰恰在这方面走的弯路太多。近几年，几乎所有的综合大医院都做了一次华丽的“健身运动”，不但床位猛增，更为吸纳更多的门诊患者做了许多投入，多年的实践无情的证明，在医疗领域，顶层医院为初诊患者的就诊，设计的流程越便捷，门口的拥挤就可能越严重，因为，每增加一个就诊机会，其带来的希望就可能引来10个就诊的祈求。如今号贩子们4500元的价格标签，其实就是对这一规律的鲜活验证。

        大医院不断膨胀的结果就是“小病上社区”在我们国家越来越像一个口号，而不是实际的制度。

        其实，老百姓也想“小病上社区”，只是不懂专业的他们，极可能会把自己的每一个健康问题视为大问题，或者把小症状视为大疾病的前兆。这种情况下，“上社区”甚至会引发人们产生耽误病情的担忧。在没有专业引导的基础上，当然是大医院能让人们稍微安心一些。

        所以，一个没有强制性的制度，有时候就相当于没有制度。在一个真正分级诊疗的机制中，就一定不能把上社区还是综合医院的决定权力交给患者，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鉴别能力。有鉴于此，是时候把“小病上社区”改为“首诊上社区”。除了急诊走另一个体系，每个居民看病的首诊都应该是社区医疗机构。在制度上，每个居民根据自己居住和工作的地点，就近选择两三个社区医疗机构作为自己的首诊社区，建立病历档案，出现了就诊需求，必须先到社区就诊，至于以后是不是需要上更好的医院，决定权必须赋予医生。这是国际上同行的做法。

        在新近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分级诊疗再次成为热点问题之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没有分级诊疗，就没有规矩的就诊程序，没有规矩的就诊程序，带来的必然是混乱与拥挤，这样的环境下，号贩子不出现，才真的会让人奇怪呢！

发表于《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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