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98年那会儿，代表白俄罗斯的一个仲裁案件，需要执行呼伦贝尔盟的一个边贸公司。

 

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去呼盟的首府海拉尔。

 

海拉尔，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城市，那时候我几个朋友是做空乘的，说起我要去海拉尔，她们都笑。我问笑啥，她们说，在机场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去往海拉尔的xxx航班，因为xxx原因，造成延误”等等，后来她们在一起时候经常会说：“到了海拉尔啊，就要蹦叉叉啊”，至于为啥蹦叉叉，她们不明白，我至今也不明白。

 

的确，我第一次去海拉尔的飞机是延误了，头一天的飞机延误到了第二天起飞。

 

盟中院接待我的是执行庭的庭长，庭长告诉我说，这个案件比较大，又是涉外的，所以由他亲自主办。

 

谈完话，接近了中午，我试着邀请庭长一起吃饭，并说：“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自己第一次来这里，人生地不熟，方便一块吃个便饭吗？”

 

我当时想，对于我这个陌生的律师的约请，他一定是会拒绝的，我这样说不过是礼貌性的。

 

但是庭长一口答应了，并说带我到一个不错的地方吃饭。

 

我想象那个所谓不错的地方，应该是当地一个豪华的场所。

 

庭长带我走了很远，步行的，几个转弯，到了一家路旁的小店。

 

进去之后，一对年轻夫妇很热情的招呼庭长，一口一个大哥的称呼。

 

小店的所有空间，在我余光中已经一目了然，四五张桌子的一个很小的店面。

 

这个店面让我心头一凉，我很笃定的判断，我今天是要挨宰了，我认为庭长和这一对夫妇是有些关系的，至少是可以分成的那种，因为，那之前我遇见类似的事情。我甚至想象，我今天的一顿饭可能会付出8000元的餐费。

 

我忐忑的坐了下来，庭长简单的问了问我的口味，便开始点菜，我还记得，他要了两个羊腿棒，半盘拌羊肚。又问我喝酒不喝，我说喝。庭长又要了两个半斤装的手雷。

 

一顿饭吃的很快，由于心中的忐忑，我也没有啥聊性，酒喝的也有些拘谨。

 

终于等到了结帐，老板娘客气的说了一句“不用给吧”。庭长说：“那哪行啊！”

 

老板娘说：“28块。”

 

庭长递过去三张十块的，起身要走。我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单我抢还是不抢。

 

最后我没有抢。是庭长结了帐。

 

下午我去了海拉尔最好的商店，我买了一瓶包装很好的芝华士，大概价值在500元左右，我送给了庭长。

 

他没有拒绝。晚上，庭长约我去他家里吃饭，去了之后，发现已经有很多人在座了，庭长一一为我介绍，后来我知道，那天晚上在座的几乎是执行庭的全部人员。

 

庭长说我是北京的律师，也是朋友。

 

那天我们喝了不少的酒，也把庭长家冰箱里储存的野味扫荡了一空。

 

执行不像开庭，时间是无法固定的，我需要等待，并经常要去。

 

一个人的时候，我都是去庭长带我去的那间小店，要一根羊骨棒，喝一个小手雷。偶尔庭长也过来陪我喝上一个。

 

回京的时候，我也会从小店里买上几个羊骨棒，带给家人或者同事。

 

去过多少次，我记不清楚了，但是我渐渐觉得老板和老板娘已经对我改变了称呼，开始直呼我一个字“哥”。

 

有一次，我中午去的，只有小老板一个人在店里，我问：“弟妹呢？”

 

“她今天有事，中午过不来了，”小老板回答。

 

其实就是随意的一问一答。

 

傍晚，我办完事回到宾馆，我发现宾馆大厅的沙发坐着那个小老板，似乎是等人，并且等了很久，有些瞌睡的样子。

 

我过去招呼了一下。

 

小老板刷的站了起来，很兴奋：“哥，您终于回来了，不知道你电话，也联系不上你，我在这里就是等你的，中午你弟妹是安排你家大侄儿晚上百日酒宴的事情去了，我说你来了，你弟妹埋怨我半天，说我不懂事，为啥不邀您也过来，我就过来找你，无论如何，晚饭您要参加。”

 

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理由拒绝。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我记不得夫妇俩是不是拒绝了我送的红包，甚至记不得我是不是送了红包。

 

案件执行完了，小店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对夫妇我们也没有联系了，小店的名字我也忘记了，或许它本身就没有名字。但十几年过去了，小夫妻俩的样子我还清楚的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