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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感悟 |
据说,前一段时间,我奶奶(已经去世10年)的表姐的养子的儿子在镇上开了一家小店,经常遭当地一帮地痞流氓骚扰。我的这位“亲戚”找到那帮流氓的头领,告诉他们说他和我是亲戚,该头领去镇上开药店的我的堂兄核实,我堂兄证明其所言不虚,后来那个头领领着众兄弟登门道歉并为我那个不知名的“亲戚”摆酒一桌。
这都是哪里和哪里啊?!鄙人一介布衣,虽目能识丁,但手不能缚鸡。
老妈接着说:你那个开药店的堂兄多年以来也没有人去招惹他,在镇上很有名望,一边开着药店,一边还给人家看病开方子。好几次县里镇里查无照行医的,都没有动他。
我奇怪我那个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一直畏畏缩缩的堂兄何来这么大的威风。
老妈说:你每次开车回家都在他的药店门口停上一会,再说了,你的同学有的做了县长、镇长和卫生局长,还有派出所所长,誰也犯不着去动他,一来二去的,他的名声就大了。
想了想,或许不止这些,或许自己也真的有些声名?
安徽作家曾经写过震动一时的《中国农民调查》,用重笔描述了皖北农村的惨状,官吏不法,鱼肉乡民。在我看来,其不过是写了些皮毛,但后来仍被列为了禁书。90年代皖北农村,官吏们横征暴敛,几乎是民不聊生,后来十几村落各自竖起高音喇叭(当地叫大喇叭),宣讲国家政府关于对农政策文件,同时农民大规模上访。当地政府很恐慌,县委宣传部,公安,司法,广播电视局,镇委镇政府,再加上为党国服务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上百人的联合执法队伍,目标是前往各村抢夺村民的大喇叭。
一天,老家的堂弟给我打来电话,说我老爹在这次执法行动时被打了,正在县医院住院呢。我当晚赶往老家,次日直奔县医院,找到老爹的病房。我发现老爹居然是啃着苹果,抽着香烟悠闲地坐在“病床”上。老爹告诉我说:他是在抢夺大喇叭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刚要起来,并被村民按住,同时有人高喊:“有人被打了”,更有人说,这个老头可是了不得啊,他儿子是北京律师,儿媳妇是国务院工作了。后来村民们不由分说,便把老爹送到了县医院,并扬言,县里不来人赔礼,就不能出院。
我没有想到,一向老实巴交的老爹居然卷入了这场闹剧之中。当即给他办理了出院手续,把老爸送回了家。到家以后,几十乡民过来,说我太菘包,逼着我去给政府讲理。无奈我去了镇政府,要求归还大喇叭。镇长和书记拿出了一张广电局出具《处分决定书》,说是依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从事违法活动的专用工具、设备,可以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批准机关吊销许可证:……(五)未经批准,擅自利用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播放节目的”
看到这个决定书,我乐了,干脆给他们普及一下常识吧。我告诉他们,大喇叭的学名是什么,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是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后来镇长让我先回去,他们要请示县里。
晚上,我家门口来了两辆车,一辆警车和一辆奥迪100,来人是镇长、派出所长,以及两个一直不说话的陌生人,带着许多补品和2000元钱,以及那个已经变形的大喇叭。我拒绝了那烫手的2000员,已及免除我家四年农业杂税的承诺。并表示不愿意将事态扩大,就此结束。镇长由是感激,并强行要求次日在县城酒楼为我接风。次日吃饭的时候,才知道那两个一直不说话的人,是本县的两个黑社会老大兄弟,因为工程承包,身上背着人命,和几个公安的老大都是拜把子兄弟。我才知道,头天晚上,他们给我准备了两手:礼兵兼具。不过是因为我低调(其实是心虚),没有用得上“兵”。
后来,在一次老家农民代表上访的时候,我帮他们找到了人民日报群工部,再后来,镇长因为这次上访被撤职了。
估计是这样吧,我也就有了点名声,后来估计被有些人给传的邪乎了。
我从不和老家那些官吏们为伍,或许正是如此让他们对我产生了一些敬畏。我无力为家乡做些什么,但愿,我能保护我的家人平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