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98年校庆才知道大名鼎鼎的“新东方”原来是我的老师俞敏洪创办的。

俞老师教了我两年四个学期，这期间我的英文成绩是等差数列：90、80、70和60。成绩怎样和俞老师没多大关系，老师只负责领进门，而我那时是“60分万岁”的实践者。

俞老师不是“藤野严九郎”那样不修边幅的老师，但穿西服配牛仔裤还是让我们开了眼界。他讲课说汉语多，说英语少，而且讲着讲着就开始大发议论。口气好象是政客。他讲，上学不如自学。于是好多人真的不来上课，但自学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多起来；他讲，学好英文在于学好英文歌。于是每次两学时的英语课有一学时是音乐课。好多歌曲，象“A River of No Return ”、“My Love is Blue”等都是那时学的，现在还记得特清楚。这种教法惹恼了一些渴望学到真知识的同学，告到班主任那里，有一周的课便改由王强老师来上。王强的大名对今天“新东方”的学子来说也是如雷贯耳，都知道他是于校长从美国请回来的。我读书时，王的名气远在于之上。他曾是北大话剧团的团长，后来留校做了系团委书记。王老师讲课文如演独幕话剧，确实不同凡响。一堂课下来，大家都觉得北大没白来。那时的他自我感觉良好，他总说，你们俞老师总是Follow me，我买什么book，他就买什么book。            

颐和园西南有个叫六郎庄的村子。俞老师的妈妈在那里购置了一处平房，我们几个同学也在那里租了一间房子。这样，师生之间又成了一起喝酒、一起说笑、一起游泳的邻居。当时北大的住房非常紧张，老讲师也只能分到七、八个平方的筒子楼，俞老师一家能住上独门小院，绝对是贵族了。记得有一回我们还帮他“装修”一下：用报纸糊棚顶。我们都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站在木架上。俞老师的爱人（我记得她的名子和太平天国的杨秀清一样）笑嘻嘻地让我们歇一歇，吃西瓜。巧的是，在糊棚的报纸上，突然有人发现一首诗竟然是俞老师写的。大家禁不住肃然起敬。现在想来，慢条斯理的俞老师确非等闲之人。

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总是讨论倒点什么。我们班有个山区来的同学，每学期都买几部录音机带回去，传说倒腾一次，够在学校生活半年的。那时的京城有歌谣：“十个发财九个倒，还有一个是领导”。俞老师对我们的空谈总是满怀兴趣，有一次他让我们帮他招生。这就是后来的“托福”全真模拟考试。每周我们负责贴出广告，招收考生。广告先在北大三角地张贴，后来发展到清华、人大甚至北外。考生多是那些急于通过“托福”的“出国一族”。考试过程和真事儿一样，俞老师全说英语，而我们仿佛监考一样站在教室的四周。先是模拟考试，再后来发展到考试加讲解，再后来就开“托福”强化班。一来二去就搞大了，俞老师成了“托福”王。但这耀眼的王冠上有两道光环是我们几个向考生编的。一个说的是，著名的翻译家、英汉词典的编撰者××还得向我们俞老师请教单词呢；另一个说的是，随便你抽出哪道托福题，俞老师都能准确说出该题是出自哪年哪期的托福考试。

大三以后，俞老师不再教我，我们来往就渐渐少了。我感到惭愧的是，俞老师曾给我录过两盘英语磁带，他说你把《逃犯》这部小说背诵下来，口语就过关了。而我至今还没有背过，时间一晃竟然十年了。

本文是我的大学同室李阿大前年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