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对吴哥的文笔是很仰慕的。在进本所不久，我就有幸拜读了吴哥的大作《脑袋进水了》，从此就开始特别崇拜吴哥，至今不渝（兄弟们别拍板砖啊）。虽然有人谬赞我是“捧杀派”的高手（相对应的，说赵爷是“棒杀派”的高手），但实际情况是，自从我当年仗着年轻气盛写了篇《歪批<脑袋进水了>》之后，非但没见吴哥被杀个落花流水，反而是老当益壮，好文章似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我是越看越心惊，也越看越气馁。惊的是，吴哥的文思泉涌妙笔生花，人都是人他妈生的，为什么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呢？气馁的是，当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那里去了呢？故对吴哥此后的大作，再不敢妄加议论。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救中国，一是怎么救自己。前者和本文无涉，按下不表；后者却在读完吴哥的新作《老耿》后豁然开朗。因为一直以来，我似乎也认为自己是“捧杀派”的，希望通过吹捧这一手段，达到杀人的目的。可这么多年了，吹捧虽然不少，但毫无效果，所以才感气馁。现在想来，被人所误多年矣。我为什么要“捧杀”呢？为什么“捧”不能是最终目的呢？
捧有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给按个别的目的来加以掩饰呢？今天，我终于觉悟，我要做回自己，张扬真性情，哪怕会被人当成像老耿一样。所谓捧之真谛，就是无耻的、肆无忌惮的赞美一切“真善美”的事物，捧之极至，即是真善美，就是真性情，哪怕会被视为异类。
老耿就是这样一个异类。她是一个不幸的城市小市民，她离过婚，再婚后也很不幸福，家庭战争不断，后来又下岗分流了，找了个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也不是很成功（找的第一个客户就失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吴哥真是太没人性了，鄙视ing），后来再婚的丈夫也离她而去，自己的孩子也离开了她并发誓再也不回家了；她的同事恐怕也不待见她，她的邻居好像也挺烦她。按理说，像这样一个中年妇女，也许可能还是处于更年期的妇女，应该是一个自暴自弃、歇斯底里、自我封闭的妇女。
但我们看到的老耿，却是个与众不同的异类。她会在新邻居装修的时候给予指导并提供各种工具；她因为怕孤单特地等到新邻居搬家后才搬进自己新家；她关心邻居的情况并时刻准备着保卫邻居家的安全。仅从这几点来看，老耿是现代城市里少有的邻居。中国有句古话，远亲不如近邻。但现在住在高楼大厦里的邻居们，基本上处在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邻里关系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一种很重要的社会关系，靠伦理道德来规范和调整，是中国“熟人社会”的基础。晚近以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城市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而“陌生人社会”主要靠法律来调整各种关系（咱们做律师的，还真是托了“陌生人社会”的福啊），在这一方面，中国的传统里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于是大部分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邻里关系这一问题，最通常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相往来。
作者在描述老耿家的各种斗争时，写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声音，这还因为是房屋的隔音不好被动接受的，否则，作者是不会知道的，也不会想去知道的。你看作者对老耿家的情况的一知半解，从来不是正面从老耿处获悉的，而是靠老耿家传出的各种声音判断的。老耿家的斗争，作者也从来没有试图参与过调解（当然，不参与也符合那句“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这就是现代城市人普遍的对邻里关系的立场，这种立场本身并无可责备之处，但从中我们就可以反衬出老耿之如此特别，甚至特别到让别人宁愿放弃好房子也不愿与其为邻的地步。在现代城市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处理邻里关系的时候，老耿确属一个异类。但是我相信，地理上的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不可回避的，随着城市社会的逐渐成熟，智慧的国人定能找到调整邻里关系的新准则。
有点扯远了，回来继续说老耿。如果说上面我们看到的是老耿对邻里的热心肠，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老耿自己，我们会发现老耿是一个比大多数女性来得更自强、自立的女性，对人也很宽容，且带着那么一点点憨。首先我们来看看老耿纠正吴哥对她的称呼，不叫“耿姐”叫“老耿”，从这一小细节可以发现老耿对男女平等之深刻理解和实践。以后再有女权主义者鼓吹男女平等、女性中性化，先向老耿看齐，从称呼上先做彻底的变革。其次我们看看老耿给吴哥家提供各种工具的描写，可以发现老耿是一个善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人，是对生活的琐碎有着深刻理解的人，求人不如求己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