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小的时候，用过一只蓝花瓷碗。深蓝的镶边，微蓝的碎花，清淡、朴素，在当时，是极普通的餐具。但是，我极宠爱它。是那种，小孩子的、无原由的的宠与爱。我用它吃蒸蛋，用它喝牛奶。我会噜噜苏苏地对它讲话。我霸占它，把它叫做“我的碗”。

突然有一天，这只碗不见了。遍寻无获。它是走失了吗？还是不肯与渐渐长大的我相认？我不明白。

后来，它就一直住在我的心里。

在八、九岁的时候，我写诗，古体诗，分不清平仄对仗，写完，给一个小小“闺蜜”欣赏，秘而不宣。那时候，没有写到我的蓝花瓷碗。

十来岁的时候，我写校园小说，也是没有章法没有规矩的，写完，给另外一个小小“闺蜜”欣赏，秘而不宣。依然没有提到我的蓝花瓷碗。

我在初中正式发表作品。自那时起始，在纸笺上，慎重地、严谨地、沉慢地落墨，并且长久坚持了下去。前两年，在网络里，遇见一些青涩时期的读者。无一例外的，她们提到我少女时期的文章。爱，哀愁，聚，别离。淡淡的惆怅。遥远的遥远的往昔。一个叫做五月的读者，栖息在广州，于我的博客留言：一颗颗无声无色的文字，经过你的手，就成了一部影像，流动的画面，安静的声音，震动的内心，你给我们的美，也是，最不容拒绝的。然而，在那些震撼了别人的作品中，有灵魂的寂夜，有失爱的寒冷，惟独没有我的蓝花瓷碗。

2009年夏天，写完第十部长篇小说，在成人世界的刀光剑影里纠缠着，无端端的，觉得疲惫，我对自己说：我要有一些改变。于是，我想到了我的蓝花瓷碗。我决定写一只碗的故事。住在一个孩子心里的碗。一只碗心里住着的一个孩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只碗，抑或一件玩偶、一只球拍、一本书。在成长的路径上，我们往往在不经意间丢失了、遗忘了它们，可是，被我们百般疼惜过的碗（玩偶、球拍、书）的心里，也许与之相亲相爱的我们，是永恒的、唯一的，是纵然千山万水都不能够阻隔的惦念。

这就是“加菲碗”和“洋葱头”，他们彼此是对方最心爱的宝贝，彼此停留在对方心灵最柔软最纯净的地方。

而奕奕和豌豆妹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相同的是，他们都不完美，不是我们理想中的乖孩子。

在以身高、拳脚、勇气论英雄的小男孩的世界里，奕奕无疑是羸弱的，他不够优秀，不够顽皮，因为温吞而被忽略。但是，他阅读，他思考，他的脑子里盛载着许许多多有趣的念头。我喜欢他。

豌豆妹妹是可爱的，是耀眼的，她的学习成绩很棒，是“三道杠”，又有一张跟芭类比娃娃一样美丽的小脸。不过，她不是微缩版的淑女，她不斯文，没有心计，她伶牙俐齿，淘气得要命，迷糊得要命。我喜欢她。

这两个孩子，有一个相似的特质，那就是，善良。他们纯善，他们热忱，他们清澈。私底下，其实我是有贪念的，假如将来，我有孩子，男孩子，要像奕奕那样，女孩子，要像豌豆妹妹那样。

至于老祖母的厨房，那是我自幼所向往的意象。在广袤的乡村，在悉簌作响的竹林侧，在一幢泥与砖头修葺的祖屋里，是新年的厨房，柴禾温暖，酥肉喷香，大黄狗慵懒地依偎在老祖母的脚边，一两只小鼠在墙角且行且停——一个听传说、偷嘴的好地方。

我没有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过，我的外公，很早就病逝了。我的年迈的外婆，断断续续地看护着幼年的我。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外婆已经接近八十岁，我还没有长成，我的外婆就离世了。

但是，我记得，外婆早年在城市楼房的空地间开辟的菜圃。藤蔓上结着黄瓜丝瓜，地面生长着青葱蒜苗，地底埋伏着红薯花生，菜圃里有蝴蝶，有蚂蚱，有蜻蜒。我记得，外婆的厨房，干净、阴凉，她用面粉裹的“麻花”，漂浮在肉丸汤里。我记得，阳光和煦的午后，外婆牵着午睡刚醒的我，在小吃店里，为我买甜软的饼，我吃着饼，外婆注视我的眼神温柔而静默……

爱恋丰盛的童年，大多数人皆曾、或正在经历。可是，谁能在风中久留？谁能从私人纪念碑的浮雕上走下来，被簇拥，被纪念，被传诵？这些孩子，这些物件，大都庸庸碌碌，是历史的匿名者，从没有被光彩和荣耀所眷念，也没有被耻辱和罪恶的标志所铭刻，处在各种典籍之外，被时光的巨大黑洞所吞噬，悄无声息地消失掉。

除非，被书写。

于是，我记录它们。静寂的幽微的岁月，宽阔的细渺的忧欢。在字句的缝隙里，他们得以熠熠生辉。

蒙田告诉我们，最美好的人生就是向合情合理的普通样板看齐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有序的，但是没有奇迹，也不荒唐。不过，他忘记了，爱，原本就是奇迹，这虚无持久的力量，宛如一棵树与另外一棵树相爱竟夜，在早晨，生出一地蘑菇、野花、露水和木耳，以及在梦境里微微晃动的青草——那真是我们平庸生命的最绚烂的蜃景。

真实的怀念与虚幻的构想，就在这间老祖母的厨房里展开，在这里，有我丢失的蓝花瓷碗，有坚守的爱，有不倦的等待，有一段神秘的、古老的故事轻手轻脚地徐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