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喜欢的人，我总期盼倾听他内心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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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最最平凡的人，

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支持我，让我不孤单；

心里面有一些音乐，唱起来让我觉得愉快而踏实；

有我挚爱的家人，他们带给我永恒的温暖和快乐；

在我害怕担心的时候，想到已经拥有的，

就会回复平静而觉得满足。

感激世上仍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

在短暂的人生中，我都能一一经历。

感谢所有爱我、支持我的朋友，

在这么大的世界里，我竟然能与他们结缘；

感谢我所站立的这个舞台，

它让我能唱出我所有最真切的愿望；

感谢在这些年来陪我度过音乐人生的你，

我的快乐大都来自于你们的鼓励。

我祈祷，

我能永远为你们唱下去。

------华健

华健祈祷书：life-1-游子（1） 童年主题歌”四牛炼乳”

我猜想：童年那些不懂的事情，可能永远都无从问起；
即使是一个糊涂的结果，背后也会有一些庄严的理由。
我猜想：这可能还是跟神圣的中国香火背景是有点关系；
自古以来，神圣的中国祖先就没有为神圣的中国孩子解答的义务。
我相信：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是这么一个充满疑惑的社会，
是大多数的疑惑，都还没能够走到“解答之门”，
就注定要先自行了断的社会。

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满脑子问号的小孩，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孩子”？
但我童年疑惑，曾经是我家人的困扰：
这点我倒经常可以从我父母的表情中确知。
老实说：我疑惑的表情和我父母生气、难过的表情是一样的多，
我挨过的骂也和我心里的问题，一样的多。

我出生于一个米店掌柜的家庭，各位必然可以相信，
这一笔总是顽皮过头的“皮肉账”，我记得可清楚了。
对于我的家人，愧疚也有，感激也有，
只是我相信：这两种心情是永远都难以“收支相抵”的。

一切的问题，都是从那一天开始：
一九六零年，圣诞节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
香港的弥敦道上，一如往年，灯火辉煌，圣诞的气氛迫不及待。
在靠码头的“四营盘”周家米店，则打破了七年的沉寂，
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哭声显得急促，孩子的手脚也有些慌张。）
周华健诞生了。（如同我那三个哥哥，名字都是以“健”字收尾。）

我的妈妈其实已经七年不曾怀孕。（所以，我也算是她心血来潮的第一胎。）
周家又多了一头牛。（除了妈妈以外，最高兴的就是我的三哥“三牛”，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到初生的婴儿：他的弟弟“四牛”，
而且他也在往后的日子，证明了有个幺弟的诸多之便。）
说起这“牛”，原来是有典故的：
那是我的外婆在我大哥出生的时候，树立的典范。
当时，她一手接过长孙，不由得惊喜：“哇，好壮硕的小子，就叫大牛吧！”
就这样一声惊呼，注定了我们家兄弟降生便是一头牛。
（所以，我便庆幸自己不是大哥，我总觉得“大牛”听起来总是有点笨。）

后来，四牛渐渐长大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是先知道有“四牛”，然后才知道有“周华健”的。
说也真巧：就在当时，香港市面上出了一种炼乳，取名为“四牛”，
而且还有一支被唱得挺响的广告主题曲。
“四牛炼乳”变成了我的绰号，不久之后，它也变成了我童年的主题曲。
童年对自己的名字，并无所谓的好恶，一切不过是习惯开始，
但我的确逐渐的爱上了我的小名：“四牛”，
不只因为它有一支红遍当年香港的主题歌，
更因为它给我一种短小精悍的感觉。

除了爸爸的眉头，妈妈的泪水，
我的童年也的确像极了一头不怕忧的初生之犊。
而命运多么奇妙：当年以一支广告主题歌开始童年岁月的四牛，
将近三十年以后，成了以另一些广告主题歌开始歌手生涯的周华健。

命运多么奇妙，歌多么奇妙。


华健祈祷书：life-1-游子（2） 米虫岁月

“加油！加油！”在我出生的两年后，
我也尝到了三哥当年迎接我降生的新鲜和那种莫名所以的喜悦：
我们家添了一个小妹。
当然，我也在往后的日子里，尝到了做哥哥的那种仗义气概和许多的方便滋味。
那两、三年在我的记忆里，其实是很懵懂的：
我总是被我那三个经常结伙出游的哥哥，委托照顾小妹，
我不懂小妹为什么动不动就哭，
我更不懂的是，为什么只要妹妹一哭，哥哥就免不了挨一顿打；
然后，妹妹哭、哥哥哭、我也哭，几个小孩毫无章法的哭作一团。

有时候，我也会躲在一个角落，置身事外的看着这样混乱的场面，
看不太懂，却看得有些担心。
而我自己也是一个爱哭的小孩，
而且不哭则已，以哭必定放声一搏、赖皮到底。
哪家的孩子不哭？这原本就是人生当中最早学会的一门哲学，
要哭得巧也是一门学问。
（不过，这一点大人永远输给孩子，男人永远输给女人。）
据说，我的哭在西营盘也是有名的。
说起哭，我倒想起一位美国女艺人的一段话：人死，你为什么哭？
答案是：因为不是你死。

哭是孩子的伎俩，但还不至于成为游戏。
我记得：奶嘴曾经是我的游戏，洗澡水曾经是我的游戏，
妹妹的头发也曾经是我的游戏，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独自的玩。
等我稍微懂事以后，才终于和三个哥哥有了共同的乐趣：
抓米虫，那是米店孩子的专利，而我乐此不疲。
我们经常赖在米堆里，收集米虫。那真是环肥燕瘦。
等到比赛的时候，就各自推出自己最得意的“手下”，
互别苗头，看哪一只跑得最快。

小时候，我只有这一点赢过三个哥哥，
而我的小妹，总是在一旁加油。
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希特勒说过的：赛马努力的赢得了冠军，
但赢得欢呼、奖金和冠冕的，却是那骑在它背上的骑师。
我在抓米虫的那个年纪，就已经隐约感觉到了这种道理。
我们每天都在收集米虫，然而，每天也要损失几只的米虫。
而我那个总在一旁加油的妹妹，最后也总是把她尊敬的眼神，
投给其中胜利的一个哥哥。
每一场只有一个哥哥打赢，每一场打赢的哥哥未必一样，
而每一天要比赛好多场。

我猜想：当年那许多哭闹不休的输赢，
可能都和赢得妹妹的尊敬，有很大的关系。
许多年后，当我们兄弟姐妹各奔东西，
我才重新感触那些米虫的可爱和那些米虫游戏的可贵。
米虫岁月陪着我们的孩提，走过了好些年，
直到我们家的米店停业，父亲到别的米店当掌柜，
然后，我们搬出了西营盘。

所有的输赢，很快就被忘记，而游戏却不会停，
只是三岁的被换成五岁、十岁，游戏的对手不断在变，
而妹妹的加油声，也越来越不在身边。
如果重来一遍……
我相信：你我都曾经无数次，宁愿重来一遍。


华健祈祷书：life-1-游子（3） 窗台前的射手座

米虫换成了弹弓，心中的李小龙，手上的双节棍，
家，搬到了郊区的一栋国民住宅，
疑惑和游戏都伴随着时光长大，
我不再是哭着向妈妈要东西的孩子……
甚至有同学说我跟李小龙有几分神似。
李小龙变成了我心中的偶像，霸占着我爱做梦的那好些年，
我也就带着他的嘶吼、他的身子和他的双节棍，
从家里打到学校、从学校打回家里，打上餐桌、再打进梦里，
当然，也带着他去闯祸。

我被妈妈罚过无数次，但最不能忘记的，还是李小龙的那一次：
全家正准备吃饭，我带着李小龙来到餐桌。
妈妈一直嘀咕着我，手里端着面汤过来。
就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
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转身，脚起面落……
往下的情景，我不说，你大概也想得到：
李小龙打翻了一顿晚餐的气氛，
他烫红了妈妈的手和我的脸，
我的兄妹，依照惯例，保持沉默，
满地的落面和碎片，
宣判了“阳台罚跪”的判决。

那一顿晚餐特别的安静，阳台罚跪的李小龙，特别的悔悟。
然而，他并没有从此洗手不干，往后他照样的翻腾,
（只是到了妈妈面前才稍微收敛一点。）
“阳台罚跪”也持续的执行，
（其实，那是我们家一贯的家法，妈妈很少自己动手行邢。）
但在那个“一米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年头，
打翻饭碗是何等的大事，现在的孩子，可能永远无从体会：
而我那一场判刑，硬是违犯了“伦理”和“俭朴”的大忌，
是错上加错，罪上加罪。

到如今，我每当想起那一场表演，心里还是怀着对我母亲的愧疚和不安。
（她那一双手，是我今生最爱的一双。）
是的，我们家其实是很传统的家庭。
就像很多潮州人一样，我那传统的潮州父亲，
来到了香港，经营着传统潮州的米店行业，
母亲则传统的相夫教子，赢得了一家人的信任，也赢得了我们永远的尊敬。
我想，我是深受影响的。

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用心的爱着我的妻、我的子，
认真的去做丈夫、做父亲以后，
我更深信这个传统潮州家庭对我影响的巨大。
只是当年看来不难的事，如今做来竟是多么的不易。
就这一点感受，证明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男人，
有传统的固执和传统的不服输；此外，还有一点传统的不安份。
大概从很小的年纪，我就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安份，
就这一点跃跃欲试，却给我们那个传统的家庭和传统的亲子关系，
带来了许多不安：
曾经是留级的孩子，曾经想自杀；
曾经是不安于室的牛，
曾经想翘家；
每一次自以为很有主张，
每一次都会引来一阵小小的惊慌……
我的成长，如同我的手表，来得很晚。
（不过，也还算是时候。）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班上不少同学都带起了手表，
于是，也成了我的梦想。
没有余裕的家庭，没有私房的孩子，
我自己折了一只纸手表，画上了时间，以幻想满足了梦想。
那一阵子，我三、二天便换一只新表，
后来，索性多折好几只，每天轮番上阵。
两年后，小学六年级毕业，我才终于有了第一只真表。
那一天，父亲把他手上带的表送给了我，我也送了他一只我自己折的表。
他似乎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这就是我的父亲。
（那只表当然不是我最后的杰作，
多年后，在我二十八岁的生日夜里，我把它送给了我的妻：康子。）

不只是手表，
我的发明，还有毒箭。
站在窗台前，我有自己做的竹箭，
昨夜我把他们都喷上了杀虫剂，
今天如同昨天，我静待老鹰的出现。
我已经是个猎鹰的老手，
拉满了弓，箭头向着窗前飞过的猎物，
但今天一如昨天，它总是不愿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出现。
窗口有我的猎物，也有我的梦幻。

十二岁的我，经常也站在窗台前，看飞机飞过：
“飞机上坐着谁？你们可知道一个小男生正站在窗口看着你们？”
香港多得是看着飞机长大的孩子，
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总是站在窗口，对着天空发痴呆的疑问。
我有着许多飞的梦想。飞，飞得天马行空。
可能也就是因为这样，我的父母一直都对我很紧张。
而我，想飞，
我看着天空，只盼着早点长大。



华健祈祷书：life-1-游子（4） 少年的约翰丹佛

“都要考中学的人了，还这么野！”
这是我在那一阵子最常听到妈妈说的话。
经常着句话一落，也是我准备去阳台“受刑”的时候。
“站在外面做什么？喂蚊子啊？面都凉啦！”
这是我在那一阵子最常听到妈妈说的话。
经常着句话一起，也就是我正在阳台“受刑”的时候。
我们家的阳台，好像原本就是为我准备似的，
做我的刑场，我早已记不清在那里迎来送往多少次的夕阳和晚餐。
夕阳底下的香港，多少冷暖，小小的餐桌，又反应着多少人间事。

家搬到郊区的国民住宅以后，
小小的餐桌上，菜色已大不如前；
而我的母亲也在多少夕阳底下，在餐桌旁边，低头不语的做着手工。
多少夕阳送走她的青春，多少顿晚餐，在她的额头添了皱纹。
在多年的手工副业之后，她的眼睛不行了，她的腰背也开始懂得对她怠工了。

我曾经立志要当医生，也就因为那许多夕阳底下、餐桌旁边的情景：
不知多少次，看过母亲直不起的腰。
每当我在阳台罚跪的时候，我知道，她总是在我身后，她的手没有停过。
但我这当医生的志向，终究还是夭折在我的不安份里
——也就是我初三的那一年，把这志向变得从此遥不可及。
那一年，我留级了。
接到学校通知的那一天，我忽然有了自杀的念头。
我想了很多自杀的方法：
喝杀虫剂，（这是我当时所知最毒的东西，曾经用它设计毒箭射老鹰。
从此则准备以它来了断自己。）
或许调一杯好喝的毒药果汁：（后来，我从很多例子中发现：
凡自杀而还能够顾虑到“口味”、“仪态”、“气味”，
或是“用量”、“品牌”的人，保证不会成功。）

我想到即将离开我的家人，将去奔赴死亡的约会，
而不禁悲从中来，趴在桌上自怜的哭了大半天：
以为中学校园是玩乐的天堂，也终于是这样玩过了头；
以为自己总不会是那么噩运的人，而终于是现世报上了头。
手上拿着学校的通知，想到餐桌边母亲编织的背影，
想到总是早出晚归，摸黑出门，摸黑进门的父亲。
想到自己竟然这样玩掉了一年的学费。
平生第一回，强烈的感受到对不起父母的滋味，
不知道再怎么面对他们，一种只有一死以谢罪的难过滋味。

阳台的刑场，已弥补不了我贪玩的后果，
在懊悔之余，自杀闪进了脑子：
浮现着古代那种“孤臣孽子”的就义心境，
还有“精武门”里，李小龙饮弹的最后一跃……
但我想，死得必然没有他们那么美丽，
除了一点十五岁孩子的悲壮心情之外，毕竟只是一则“留级”的家庭丑闻。
厌世的念头，当然没有实现，
杀虫剂当然没有得逞。（一直没尝过，但我相信一定不会太好喝）

那晚，爸妈的对话，驱散了我心中的杀虫剂味道，
我听到他们认命的声音：
“既然留级了，想必他心里很难过，让他多想想也好，我再多加点班……”
爸爸的腰杆，始终还是计算着孩子的学费，勉力的挺直起来。
在他一贯的严厉里面，却总是腾不出一点抱怨的余地。
“好了，菜都凉了，快吃饭吧！”母亲就还是照管温饱的，
虽然唏嘘。我以为必将有一场难以收拾的暴风雨，
但没有，那一晚家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除了十五岁孩子自己的泪水，一切都异于寻常的宁静，
连妹妹的玩具也不敢出声。

我巧妙的控制着自己啜泣的音量，不记得自己曾经这样安静过，
收拾了书架上的飞镖、模型，收拾了双节棍，
没有喝杀虫剂，也没有调一杯好喝的毒药果汁，
拿起了那把去年三哥从台湾带回来的吉他，
弹了一首约翰丹佛的歌，
然后把它锁进了箱里，结束了如临深渊的那一夜。
我的三哥——一直都是我成长的代言人，
他给了我第一把吉他，（此后便形影不离，我猜想，也许这一生都将是）
而至今三哥依然是我精神上、心灵上，最可以依靠的“后台”。
三哥当然也会记得:那一夜，和那一首约翰丹佛的歌，
一个因为留级而厌世未遂的少年……




华健祈祷书：life-1-游子（5） 香港一九七九

有什么事情会让自己觉得多彩多姿，而让自己周围的人多灾多难？
是什么东西能让自己同时是快乐的种子，又是患难的祸根？
什么时候总让人又爱又恨？
什么时候让人咬着牙，又舍不得？
答案就是——童年，
一个曾经闯祸而又不必负责任的小东西。
哭着、笑着（无妨中笑中有哭，亦无碍于连哭带笑）
打打闹闹、闯祸赖皮、打鸭子上架，
无所不用其极，穷寇照追，
无时不留灾害，逼着癞狗跳墙，
童年大致就是这样过来。
那真是人生当中，人格最为粗糙，而韵味最为久违的年岁。
（如果你对自己的童年记忆不多，此时不妨提早对自己的人生喊冤，
因为这正意味着你在人格最为粗糙的那段时期，
一不小心，也把它的韵味过得过于简陋。）

一九六零年的西营盘，
一九六六年的鲁班小学，
一九七三年的新法书院（New Method College，香港一所六年制的中学），
童年似乎也就是随着制服、学号的更替，匆匆而过。
当然，对我而言，它是匆匆而过，
但对我的家人而言，尤其是我的父母而言，也许并不。
看得出来，他们总是对我提心吊胆，
生怕我出个门，又带着伤，带着血迹回家。
老实说，我前科累累。
你一定得相信：直到我们完全长大成人之前，
你的父母最害怕的，就是听到你的消息。
“四牛跟人家打架啰！”
“我刚看到四牛跟几个小朋友在马路上踢皮球！”
“四牛怎么晕倒在水沟旁边？”
“四牛在学校被老师罚站！”
“周嫂，你们家四牛在不在？”
（说这样的话，通常手里都会牵着一个哭得天崩地裂的小孩。）
“四牛又跟人家打架啰！”

……
回想一下自己吧，有关小孩在外的消息，十之八九都不是好消息。
而我的童年，消息特别多。
实不相瞒，我到今天都还怀疑自己根本不是个读书的料。
而我的母亲，却是一个只要小孩读书向学，
自己多苦都没关系的家庭主妇——最好全部都是博士。
（这点必定也和你的母亲很相像。）
在他们对我提心吊胆的年纪，我则是经常对自己的功课提心吊胆。
就在我升中学考试放棒分发的当时，我正好人在台北，参加二哥的订婚。
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离开香港，也是我第一次与台北的接触，
然而，五味杂陈。

全家欢欢喜喜的来到台北，我的心却是挂着远远的香港，
生怕假期栽在自己的成绩单上，变成了恐怖之旅。
香港的报纸，照例晚一天才寄到台北：
（换句话说：我的折磨至少比其他同期考生多了一天，
多这一天便已足够水深火热。）
那天，还是三哥，骑着脚踏车载我到台大图书馆，去翻看迟来的香港报纸。
我头一次来到台大的校园，也头一次领教台北的夏天，真是非同小可：
等找到自己的名字在榜单上，松了这一口水深火热的大气时，
连裤腰都湿去了一大圈。
而两星期的台北仲夏之旅，我所有的好奇，几乎都被触目惊心的事情冲淡。
我刚卸下放榜的心中大石，便又传来了李小龙暴毙的新闻。
几乎可以确定，看报的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留级终于结束了我玩耍的岁月，
在我最贪玩的时候，它帮我及时的踩了刹车，
不再贪图寻乐，不再呼朋引伴的到处跑，
（其实未必不想，而是不敢。）
一切都收敛了，所以，也不再赶赴阳台的刑场。
只是，父亲他更早出，也更晚归了，
我的母亲，她夕阳下的编织背影显得更长了。

我得感谢留级这样的经历，否则我还不知会懵懂到什么时候；
而且，这种人生挫败的经验，及早的来到，
总算也是一次“苦其心志”的历练。
（肯定它在我后来人生的遭遇，增加了我不少在韧性上的功力。）
中学的往后四年，我像是脱胎换骨似的，
从里到外变了一个人：从“放牛班”变成了“天才班”，
四牛变成了懂得上进的学生、彬彬有礼的孩子，
阳台不再是我黄昏的归宿，母亲也不再为我锁着眉头。
当时，那当医生的小小心愿，还真的在自己种种的转变中，变得似乎不远。

学校的选科，我选择了理科。
只可惜，一九七八年大学考试的铩羽而归，又给了我一次小小的磨练。
那一年，说也奇怪，同班同学无一幸免，全都在大学考场上败阵下来。
第二年，纯粹偶然，妹妹帮我报名了台湾的联考，
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抱着姑且一试赶赴考场，
幸亏数学拿了高分，取得“侨大先修班”的入学资格，
而燃起我渡重洋、到台湾求学的希望。

那一年，一九七九年，
步着哥哥的后尘，当年在窗台看飞机的小孩，
终于从嘈杂的香港启德机场，启程飞向我另一个大半生的命运，
十九岁的周华健，仿佛是在实现童年的向往，
但除了梦与希望，父母的牵挂于自己的不安之外，
一路尽是白云于大海，在小小的飞机窗口外，急速的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