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學士院孫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國之思，每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戒，誰敢議此？況吾國兵較北兵誠不如，較宋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眾議紛紜，各為矛盾，自晨至晡，尚猶未決，惟白上以定都於汴。”眾猶以李迪之言為然。

 翌日，孫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事不如論意，知其意則事可知。臣竊惟太宗命忠獻王及莊、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終謹始。考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凡其子弟群從佈置耳目，搜錄無遺，懼顛木之由蘖，終將為國之害，不思康王在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隨得而復失，續遣四太子越江窮追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敗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其故墟，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諳于政化，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必取，則複樹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為禁持號令，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當國，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守河則江必虛，彼不守河，則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林，陳王悟室憂宋氏之再興，其臣如。既不可以威服，複構怨之已深，勢難先屈，欲誘以從，陰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王之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區畫，然後方成和議，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多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在南或思歸南，鼓扇搖惑，易以生隙，務令斷絕，始無後患，此其三也。此三者，監密深遠，百年賴之，為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忠獻王耶？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深于防衛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京之規模既安，惟當經畫兩河，猶不失于曹魏、元魏之時。抑又聞鄰於強者難為功，鄰于弱者易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