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熙　刘金兰

（本文选自《语文报·高一版》825期）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注释对“元嘉草草”一句的解释中说：“作者借此事咏叹近事，即宋孝宗隆兴元年张浚北伐，在符离兵败的事。”

首先，张浚北伐，符离兵败绝不是因为其用兵“草草”。众所周知，张浚决非等闲之辈。他力主抗金，推贤进能，任用良将，欲以恢复中原，完成统一中兴大业，是一时之人杰，封魏国公。所以辛弃疾南归之初即向他献抗金之策，而其朋友刘过则有《吊魏公》诗：“背水未成韩信阵，明星已殒武侯军。平生一点不平气，化作祝融峰上云。”把他比作韩信和诸葛亮，并对他屡遭排挤，未能展其雄才大略而惋惜。他因忤秦桧而被宋高宗贬官在外近二十年，“天下士无贤不肖，莫不倾心慕之。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儿童妇女，亦知有张都督也。金人惮浚，每使至，必问浚安在，惟恐其复用”。孝宗即位，召张浚入见，动容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那么，为什么隆兴北伐，他却惨遭失败？因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个体作用无论怎样杰出，总离不开有相应的群体扶助。二十年贬窜南荒之地期间，他所倚重的岳飞、韩世忠、吴玠等部属均已零落殆尽，所以虽然重掌枢密，却无力指挥李显忠等新进的将领，此张浚已非彼张浚矣。同时，宋孝宗虽然对张浚许诺“今朝廷所恃唯公”，但他本人却受到太上皇宋高宗和宰相汤思退这两个主和派权势人物的掣肘。如此，宋军上下离违，军令不行，焉得不败？也正因为此，辛弃疾和他的朋友陈亮，都分别在其政论名篇《美芹十论》、《九议》和《上孝宗皇帝书》、《中兴五论》中对张浚之符离兵败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总之，张浚北伐，因孝宗优柔寡断，朝廷战和国策久议不决；战略不清，用人不明；加之将帅不和，投降派掣肘等原因，导致坐失战机，符离兵败。他和“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宋文帝刘义隆的失败原因是不同的，岂可相提并论？

其次，辛弃疾本词写于开禧元年（1205）秋，当时身为宰相的韩侂胄正在准备北伐，但他在战略上不做充分的准备，而是主张急进。这和刘义隆的元嘉北伐如出一辙。对于韩的轻敌冒进，辛弃疾忧心忡忡，所以才在词中用“元嘉”一典作善意的规劝。这可以说是当时辛弃疾写作本词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可是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在课本的所有注释中竟然只字未提，甚至连韩侂胄的名字也没出现过，这不能不说是教材编写者的一个疏漏。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词中作者用“元嘉”一典的真正用意不是“叹张浚”，而是“劝韩侂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