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快到清明节了，因为疫情原因，这次清明节对祭扫活动有了诸多限制，想想还是缓一缓再去祭拜父亲吧。

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小学同学，经常看我的朋友圈，说见过我写外公和母亲的文字，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写我父亲的东西，又说小时候去过我家，大房子木地板，很羡慕，还说见到过我的父亲，很俊朗很威严，印象很深。其实在我过往的文字里，是多次写到过父亲的，不过更多的是缅怀，的确从没有介绍过或者谈及对自己对父亲的印象评价。

想想也是，父亲走的时候整七十，二十多年过去，我自己也奔七了，是应该用一点文字去记录一些有关父亲的事情。否则真的会像我的上一辈那样，习惯于封闭自己情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绝口不提自己的家庭等等事宜，以至于出现直到近两年我才知道自己祖父外祖父姓名这一类奇怪的现象。

其实反观自己写涉及父亲文字少的原因，也有自己长期以来与父亲不甚亲密的缘故。我一直感觉父亲的性格有些“两面性”，对我和家人很严肃、少言少语，可在外工作却很高调干练且善交际。这一点我自认为随了父亲，在性格上自己也属于对家人比较内敛不愿表达的一类。小的时候，感觉父亲几乎都是在忙于工作，基本不顾家不太管我。他这一辈子几乎都生活在精神压迫比较厉害的年代，更多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眉头紧锁。而我长大以后，插农场上大学去外地，与父亲聚少离多，彼此交流很少，自然感情疏远些。

这两天我再次翻看父亲去世前整理的生平回忆，这是父亲将他这辈子在各次运动中写过的交代材料、填写过的表格内容等等，汇集整理，补充了他的各阶段的生活回忆，写出并誊写了厚厚一本手稿，边翻看眼前便立刻呈现出了当时的父亲和当时的自己，犹如时空穿越。在我的的记忆里，父亲虽威严、不苟言笑，可客观的说，父亲是一个十分有能力的人，一个十分爱惜自己羽毛的人，就是生不逢时。

从父亲的回忆录里我第一次知道祖父叫沈承富，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祖父从老家浙江慈溪出来，在无锡学会了红白案厨艺，转而到上海讨生活，最终和几个同乡在法租界合股开了一家苏帮小菜馆，祖父做老板兼为大厨，以汤包闻名沪上。按照阶级划分，当时可能勉强算是一个小业主，不过随着祖父1944年病故，菜馆歇业，家道就此中落了。祖父留下的遗产，除了直到现在还保存在我家里的一件铜锡合金的火锅，再有就是耳濡目染一代代相传的烧菜手艺。

我奶奶是1930年专程从上海回慈溪老家一个叫鸣鹤场的村庄生下父亲的。大约我五六岁的时候曾经随祖母去过老家，那是个出门就是河浜、盛产杨梅的美丽乡村。祖母产下父亲半年后回到位于上海法租界的法大马路吉祥街61号的家，后来我去寻过那条街，现在叫江西南路。父亲一直住在那里并在附近的一所教会小学读到毕业。之后就开始了他“闯荡江湖”的生涯，先去杭州跟一个叶姓表舅当学徒，当时叶先生在杭州的一家叫大佑坊的药房任付经理，大概是1963年时我曾经随父亲去杭州看望过那个我称之为表舅公的叶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很谦卑的典型的江南老人。算起来当时父亲出去学徒的年龄应该只有十三、四岁，按照现在应该算是一个童工。父亲曾经告诉我他们学徒时很苦的，每顿饭都是抢着吃，因为稍稍慢一点，饭菜就没有了，以至于他养成了吃饭快的习惯。三年后经同行前辈举荐，他又到当时首都南京的中央商场的普利药店当了一个店员，从此并留在了南京。父亲走后整理物件时，在老宅壁橱发现了一个十分破旧的进口纸质包装箱，上面依稀可见用英文印刷的药名，记得父亲早年曾经告诉过我们，他来南京时就带了一个纸箱一卷被褥。

父亲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学历不高，可在当学徒做店员的生涯里，学会了药行的经营运作，甚至专门学习过英语和医药医疗的相关知识。在我的感觉中，父亲更为出众之处在于他当时的审时度势，还很有一点情怀。父亲在南京当店员时不过十六、七，却能在明确的危险里追求“欣欣向荣”的生活，在中央商场结交了几个中共地下党朋友，在这些先行者的引导下，从1947年开始参加党的外围组织，1949年初正式加入地下党，除了党内工作，也曾受地下党指派到党掌控的“白皮红心”组织担任职务，为解放南京保护中央商场做过贡献。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组织和职务，让父亲成为了以后几十年如火如荼各项运动的运动员，倍受煎熬。

父亲一辈子主要在两个领域干过，一个是工会工作，另一个是钢铁行业。建国初期他就参与组建南京店员工会和城市四个区工会，之后还参与筹建市重工业工会，并长期在市总工会担任中层干部。当时我们家住在中山东路邓府巷总工会宿舍，邻居都说当时的父亲作风干练，人长的精神，那个时代的节日经常搞些庆祝游行，据说父亲经常担任领队，他还曾经是国庆十周年游行工人方队的总领队，斜挎绶带走在最前面，极为引人注目。父亲1958年调去筹建南京钢铁厂，次年带队去大连钢铁厂培训学习轧钢生产技术管理，后担任南钢轧钢车间主任。在南钢工作时间不长，又重回市总工作，可父亲对钢铁行业很有感情，1977年恢复工作以后主动要求去市重工业局任职，并参与筹建了南京二钢厂。改革开放以后，父亲调任南京轧钢总厂任党委书记，这是一个近四千人的企业，父亲在这里一直工作到离休。这七八年父亲的工作能力在轧钢厂得到充分发挥，在市政府领导下，父亲主导的南轧厂一直蒸蒸日上，除了南京江苏本地市场，他几次赴疆并成功开拓了新疆等等市场，还在深圳建立了对外窗口，最终带领南轧进入了上海宝钢集团，使企业一直向着健康的方向良性发展。看得出这个期间也是父亲工作得最得心应手最舒坦的时候，算是父亲的“高光时刻”。

他在南轧的那几年，工厂的效益不仅在南京企业里名列前茅，工人福利在南京也是数一数二的，父亲因此还兼任了市里企业协会会长。那段时间流行企业冠名运动队，父亲的工厂也冠名资助过几年省柔道队，还曾带队出访比赛，这也满足了父亲一辈子十分热衷体育运动的情结。不过时过境迁，南轧这样一个曾经轰轰烈烈、如日中天的企业如今也不复存在了。前段时间，因为家里一些事需要父亲档案，找过南轧厂留守办公室，碰到厂里过往的老人谈及父亲，都对父亲给南轧带来的辉煌表示出敬意，而对现在工厂没落唏嘘不已。

可能我算是一个十分木讷不善表达的人。父亲在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他的温情，独自生活在外也不曾想念过他。倒是现在我却常常在梦中梦到父亲，还都是父亲中年时候的样子，清瘦冷峻，还总那么少言寡语的样子。

现在父亲走了二十多个年头了，从物质层面肉体的父亲已然走远，可在精神层面上来说，人就算离开，只要还有人记得他，就意味着这个人活在他人的心里，如果没有人再记得，或者记得的人也离开了，所有人都忘了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才算彻底消亡了。现在起码在我脑海里还经常呈现父亲的音容面貌，时不时也从一些朋友同学甚至不相干的别人的嘴里听到他的好，这都说明父亲在精神层面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