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与女性文学

在新时期文学的每一个阶段，王安忆始终是一位活跃的作家，并且总能以出色的作品获得读者与评论家的好评。在她多变的文学创作中，始终有一个恒定的方面，这就是对女性的关注。从最初的《雨，沙沙沙》到“三恋”再到《长恨歌》，王安忆表达着不同的女性主题，但却贯通着不变的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是女性特有的源自性别和所处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主体性意识。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即女人的内部世界；二是从女性立场出发审视女性自我与外部世界即男权中心社会的关系”。这也是下面将要梳理的新时期女性文学发展足迹的关照基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掀起介绍和研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热潮，使得关于“女性文学”、“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与创作如雨后春笋节节生起。而王安忆更因“三恋”的及时发表被冠以“女权主义者”的名号。为了便于后面的探讨，有必要先对相关概念作简要概述。

    所谓女性文学，应该是指以女性作家为写作主体，以女性特征为前提，主要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具备这三个特点方能列入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国自有女作家写作至今已有约两千年的历史，尽管有过一些佼佼者，如蔡文姬、李清照等，她们的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们的现实生活，表达了女性的情感愿望，但没有表现出女性的主体意识，实质上只能作为男性文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中国真正的女性文学始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女诗人秋瑾的创作为开端。

    女性文学并不等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实际上是女权主义的一种变通说法，都是从英语 feminism 翻译而来。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是面向女权主义运动的文学，其目的在于提高妇女觉悟，加强妇女团结，共同反抗父权文化对妇女的压抑。由于它更多强调的是女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特征（如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女权主义文学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和攻击性。它通过对女性意识的展现，挑战男性霸权的压迫，颠覆千百年来的男性文化中心话语机制。在中国，由于缺乏女权运动的背景，很少人使用“女权主义文学”这一概念，而“女性文学”由于包含更为广泛的内容而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尽管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不能排除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国情，女权主义的那套理论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王安忆等女作家的作品就非常策略地开辟新的实践领域，以非女权主义的面貌亮相。

在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王安忆的创作颇能证实一个完整的女性文学。以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强化为依据，新时期女性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张洁、张辛欣为代表。张洁在《方舟》中表现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的两难处境与对男人的深深失望，具有明显的性别烙印。虽然这时的王安忆尚处于创作的起步阶段，但她的《雨，沙沙沙》、《流逝》等也是从寻找男子汉开始到产生失望情绪的，只是她没有张洁那样的偏激与愤懑。到第二个阶段即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安忆成为女性文学舞台上第一个并且是重要的角色。她的“三恋”以其突出的女性本位立场率先传达了女性生命意识的觉醒。她和另一个重要代表铁凝大胆打破“性”的禁忌，直接潜入女性生命本体，使女性权利得以伸张。第三个阶段即九十年代以后的女性写作被称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叙事，最具代表性的是陈染和林白。她们将笔触潜入到女性个体的心灵世界，书写个人的女性经验及女性的自我迷恋，企图在自我与男性世界的对立中确立性别的精神立场。但这种纯精神的主体性在现实生存经验面前常沦为感伤的“乌托邦”，不可避免的带有梦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凉。而王安忆《长恨歌》、《富萍》等通过对日常生活状态下女性个体生命世俗形式及意义的探寻，视野显得更为开阔，营造了世俗、民间的女性自我,“弥补了90年代女性文学沉溺于潜意识幻想的方式来表达纯粹个人的经验与体验而表露的缺乏人文关怀的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