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疆回来了。这次去新疆，走了兵团和伊犁数地，历时八天，所见所闻，收获甚丰。16日从乌鲁木齐返程回京飞机上，读到乌鲁木齐《都市消费晨报》16日第A002评论版刊载的《冥王星为什么重要？》一文，深有感触，特此贴出，推荐分享。之所以推荐，一方面是因为此文质量不错，其中提出的“科学与社会的隔膜”问题，虽然作者本意指的是自然科学，但我们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存在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反思，且行文流畅、风趣、易懂；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文章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新疆社会秩序和人民心态，须知这类都市报特征是通俗，属于一次性文化快速消费品，这样的报纸能刊发讨论这样远离日常生活主题的文章，表明至少到目前敌人还未能彻底颠覆新疆人民日常生活秩序、未能打断新疆人民的求知和思考。

（2015.7.17）

冥王星为什么重要？

（【新疆】《都市消费晨报》，2015年7月16日，第A002版：评论）

编者按：从昨天开始，一则新闻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拜不断发展的科技所赐，人类终于第一次看到了冥王星的真面目：探测器“新视野”号历时9年半、飞行约50亿公里，终于传回迄今最清晰的冥王星照片。有人考虑过吗：为什么关于冥王星的新闻那么容易在西方社会里传播？美国人为何因这一新闻而呈现网络狂欢的状态？答案或许在一本多年前就已出版的书中，而真相或许也比人们所理解的范畴更沉重。

□推荐观点

“冥王星万岁！”

“别再搞行星歧视！”

“冥王星是被陷害的！”

“亲爱的地球：你这浑球。冥王星敬上。”

“冥王星仍然是颗行星啊混蛋。”

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表决将冥王星逐出了太阳系。消息传出，街上就出现了大量反对标语，以上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冥王星在科学上被除名；它在文化、历史、乃至神话上的地位也被一并剥夺了。

在天文学家看来，要将冥王星称作“行星”已经越来越难了。“行星”的定义更多地涉及语意，而非科学。与其将冥王星逐出太阳系，还是新发展几颗行星比较容易――有些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确就是这么建议的。但IAU拒绝妥协，他们搬出了好几条专业理由：冥王星比另外八大行星小得多啦；冥王星围绕太阳转动的轨道更接近椭圆啦；冥王星的引力太小，无法“清理轨道周边的大型物体和碎片”啦；等等等等。

听到这个，美国人惊呆了：“冥王星是行星”是他们从小就学到的，是他们记忆中重要的天文学知识。要改可没那么容易。再往深了一层看，他们觉得这么做不公平；IAU决议激发了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为什么突然就把冥王星踢出了行星联盟呢？自1930年发现以来，它已经在里面待了近一个世纪了。很快，相关网站纷纷成立，它们呼吁网民投票，推翻专家的决议，让冥王星保留原有的地位。有人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个小组，组名叫“我在你这年纪，冥王星还是颗行星”，组员达到了150万人。新墨西哥州的反对声尤其强烈——当年，冥王星的发现者克莱德·汤博曾在这里发起过一个天文学项目。新墨西哥州众议院经过投票，一致决定保留冥王星的行星地位，还将2007年3月13日定为“行星冥王星日”。美国方言学会也把“被冥王星”（plutoed）选为了2006年的年度单词。学会还给它下了个定义：“使某人或某物降级或贬值，例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全体大会上判定，冥王星已不符合其行星标准，此举致使这颗前行星被冥王星了。”

甚至许多科学家都感到了不安。天文学家艾伦·斯特恩就说天文学界让他“觉得丢脸”。斯特恩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新地平线”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项目宗旨是飞往冥王星及以外的天体。斯特恩质疑了将冥王星降级的程序，称“只有不到5％的全球天文学家参与了表决。”别的专家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还有人打趣说，IAU就是“无关紧要的天文学联合会”（Irrelevant AstronomicalUnion）。喜剧演员也开足马力。笑星比尔·马赫就讥讽道科学家是在“割肉”。史蒂芬·高博特打趣说，这颗前行星被迫与太阳系外的“同类”会合，已被“平等隔离”。类似的笑话层出不穷，拜它们所赐，理应是冷静理性的科学界现在换上了一副喜怒无常的嘴脸。

总之，对这个决议满意的人几乎没有。那么，这场星际冲突是怎么闹起来的呢？参与的科学家难道没有预见到公众的反应，还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从科学上说，冥王星决议真的必要吗？

这些问题涉及很广，远不止是太阳系有几颗行星的问题。因冥王星而起的喧哗是个生动的例子，它展现了科学和其他社会部门间的鸿沟。在美国，这道鸿沟尤其醒目；而美国又是个特殊的国家：它的科研在世界上居于领先（至少目前如此），但它也孕育了一股强大的反智文化，让民众对科学不管不顾（只要科学家别折腾冥王星就行）。

仔细想想，这个反差真是惊人。美国有规模庞大的科研设施，每年支持科研的联邦经费超过1000亿美元。巨大的硬件投入在全国织起一张大网，其中有政府实验室，有各类研究机构，有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开展广泛研究的创新企业；这些机构在网中各得其所，共同撑起美国的科学事业。正是因为巨额投入，美国才造出了原子弹，登上了月球，破解了基因组，发明了互联网。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国，孕育出了一批对科学无知的国民。他们不是彻底无视科学的进展，就是干脆拒绝科学的原理，决绝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比如，许多美国人拒绝接受生物演化的理论和事实，数量之多令人沮丧。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还有地球上形态各异的其他物种，都是由演化产生的，尽管这一点在科学上已经确凿无疑。再来看疫苗：疫苗是医学史上一项伟大、成功的发明，到20世纪末为止，它们每年都挽救100万人的生命。而现在，在反科学的美国人中，却有一些富有影响的个人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国家已经被政治一分为二，两边的阵营对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众，在民主党员中，相信“全球变暖是事实，而且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比例，比共和党员高出2倍还多。不仅是这样，美国还在丧失21世纪的科研竞赛中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印度和中国等取代。

如果美国真的失去了先机，那么公众对科学的隔膜肯定会是一个原因。在美国，科学或许是费解的、可怕的、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公众与科学的接触也往往浅尝辄止。调查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认识一位科学家。能叫出全国最高科研机构的人就更少了（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7年底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说出一名科学界的典范人物，结果44％的人交了白卷――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收到的答案中，“盖茨”、“戈尔”和“爱因斯坦”出现得最多；而这几位，有的根本不是科学家，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

现状如此，在科学家每天起床接着改造世界时，美国的普罗大众就难免跟不上了。正是两者的疏远，让冥王星式的冲突反复爆发：民众突然闹明白了科学家在干什么，随即报以愤怒或警觉，甚至更糟。

冷落冥王星不会在地球上引发什么大不了的后果；但科学和社会的脱节却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我们生活在变革的时代：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生态饱受掠夺，生物医药研究争议频频。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恐惧的事物，比如全球疫病、核扩散、高科技恐怖袭击等等。在遗传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我们都站到了突破的关口上（其他领域也是）。这些突破会重新界定我们的身份，甚至让我们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科学理应在政治生活、经济前景、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担忧的分歧却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眼前：一边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另一边是我们生活、参政、求知、娱乐、以及界定自我的方式。

科学和社会之间的那道触目惊心的鸿沟，部分是由当下的科学训练造成的。另外，科学文化本身也该负起责任。在某些方面，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专业化曾经为科研带来了许多成功，但它同时也将科学家禁锢在了实验室和象牙塔里，使科学界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日益艰难。一边是科学界不断积累有价值的知识，而另一边，则是其影响日渐式微，和整个社会渐行渐远。许多有头脑、有才干、有影响的人物都不再将科学视为生活中的关键事务；而许多科学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说。

我们不是第一批给出诊断的人：50年前，有一位先哲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是C·P·斯诺。斯诺是位受过科学训练的英国小说家，他在1959年5月7日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题目是《两型文化和科学革命》。他在讲话中哀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非但不通生息，反而彼此蔑视，他们中间隔着一道“互不理解的沟壑”。这个怪现象不仅出现在上世纪中叶的英国知识界——它是个普世现象，后果非常严重。斯诺评说道：“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这种两极分化都是彻头彻尾的损失。”

常有人批评斯诺的“两型文化”论失之简陋。但无论如何，他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科学和文化间的分歧必须弥合。我们要推倒墙壁，架起桥梁，团结起分散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此。50年前，斯诺就已经认识到了真正重要的问题。而我们这本书，不妨就看作是跨越一片大洋和半个世纪的一次订正吧。

当然，也是为了拯救冥王星。

（本文节选自《科学离我们有多远》一书，作者为克里斯·穆尼、雪莉·柯申鲍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