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治安强化运动”中王揖唐视察天津新港与日本当局谈话。（1940年6月王克敏下台后，王揖唐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署督办。王揖唐就职后，先后两次去日本，他参拜了靖国神社，叩谒天皇裕仁，奉献大批中国名贵古玩书画以示忠顺；归国后曾写诗抒感明志，其中一首诗称：“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诗的开头即对日本军阀征服世界的迷梦加以由衷的赞颂，接着表露了对被接见的感戴心情，奴颜媚骨溢于言表。最后自称“外臣”，简直是“纳表称臣”，申明了甘心作奴才到底的心志。还成立了“华北防共委员会”和专为日本掠夺资源服务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并自任这两个组织的委员长。）

 王贼首创“华北强化治安”与“三光政策”，在他任期三年内，搞了五次“华北强化治安”。两年间，一次使用兵力千人以上至万人的“扫荡”达132次，万人以上至7万人的27次，一次屠杀千人以上的大惨案有11起。1941年1月，日军“扫荡”丰润潘家峪，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集体枪杀1300余人，制造了有名的“潘家峪惨案”

家峪惨案得情景。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的大“扫荡”中，残杀和抓走群众5万余人，整个冀中地区是一片“无村不带孝，处处闻哭声”的凄惨景象。华北政务委员会规定“自1942年12月2日至8日，配合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活动，使本次运动达到最高潮”（指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就在这期间发生了滦南潘家戴庄大惨案，1110名同胞被屠杀（其中有孕妇60人，婴幼儿30多人）。

“平阳惨案”被屠杀的民众。（这两年日寇在华北地区强征民夫4500万人次，抓捕青壮年运往日本和伪满做苦工的达289万人（大多有去无回）。在日伪占领的城市，警车的呼啸声和深夜抓人急促的打门声，令人不寒而栗。）


王揖唐检阅伪自卫队。在日本侵占的8年中，华北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残酷。“华北政务委员会为谋华北治安之确立，特定于本月（注：1941年3月）30日起……在华北各地举行治安强化运动”，“华北政委会王揖唐委员长以下各总署督办及各省市长官，分别讲演治安强化运动之意义，阐述甚详……”，“王委员长也已派定齐燮元督办于日内出发华北各地视察并指示一切，以期收硕大之成果”（《新民报》1941年3月23日第1版）。在整个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10日），王多次发表“治运”广播讲演并亲赴各省视察，大力推行保甲连坐法，训诫伪军“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华北伪政权投入10余万伪军协同日军与我抗日军民作战，其烧杀抢掠的凶残程度一点也不逊于日军。

王揖唐检阅“保甲自卫团”。在华北众汉奸中，对日寇极其驯服忠顺且为害最大者，当属王揖唐，华北人民无不恨之入骨。王揖唐贪污暴敛，兑藏黄金，广置房产。王克敏指使部属指控他“贪污渎职，废弛公务”。日本侵略者感到不能再指望王揖唐来完成建设“后方基地”的任务，于1943年2 月9 日将其免职，改任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虚职。王揖唐在去职时发表演讲，还无耻地说：“华北为大东亚建设中心，应担负起兵站基地之任务，把人力物力、精神总力供献给日本。个人无论在野在朝，均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

王揖唐这个恶贯满盈民愤极大的大汉奸在日本投降后，于1948年9月10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在姚家井第一监狱其歇斯底里的呼喊声里身中七弹而毙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