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放松企业购汇对外投资、开放QDII、开放居民个人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直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将进一步放松、取消对投资资金来源等的审查，推进企业“走出去”，在接连发布的政策推动下，中国正在提速的对外投资可望进一步加速。就总体而言，无论是为了缓解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导致的国内流动性过剩、经济过热，还是为了优化对外资产结构，此举也都是必要的。特别是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已经颇为庞大，2006年末即达16266亿美元，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但官方储备资产所占比例过高是其结构存在的严重问题。2006年末，储备资产占我国对外资产总额的66%，在以储备资产占比高著称的亚洲经济体中仅次于印度，优化我国对外资产结构的方向就是提高企业、居民资产所占比重。然而，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扩大对外投资也不例外，除了面对的汇率风险、信用风险、政治性风险因此与日俱增之外，中国民间对外资产一旦增长到足够规模，还将创造新的涉华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传染途径：一方面，在国外发生危机时，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海外投资蒙受的损失可能在国内引发危机；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国内市场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企业（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居民因而重新配置其资产，抽回海外投资，危机就有可能传染到海外。

关于第一条风险传染途径，美国次级按揭危机给中国金融机构造成的损失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截至目前，中国在美国次级按揭危机中蒙受的最明显损失来自对外金融投资，主要是中国金融机构所持次级按揭债券的损失，此外还包括中国计划和已经参股的海外金融机构因这场危机股价下跌的损失。就前者而言，根据有关银行中报等公开信息，目前可以确认的中国金融机构损失仍然有限。截至6月底，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和相关资产情况如下：

中国银行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的投资规模为89.65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3.51%，其中AAA级次级债67.58亿美元，占75.38%；AA级19.45亿美元，占21.7%；A级2.62亿美元，占2.92%。中国银行另持有与此相关的债务抵押债券（CDO）6.82亿美元，占其证券投资总额的0.27%，其中AAA评级、AA评级分别占81.8%、18.2%。中国银行对MBS、CDO分别计提了3.88亿元人民币、7.58亿元人民币未实现减值拨备，拨备比率为0.6%和14.6%。

工商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面值12.29亿美元，仅占其284亿美元外汇债券资产的4.3%，占总资产的0.0012%，且全部为第一留置权贷款支持债券，信用评级均在AA级以上，没有计提减值拨备。

建设银行、中信银行（601998，0998.HK）对美国次级按揭债券的投资额分别为10.6亿美元和300多万美元，评级也都在AA级以上。建设银行计提了0.18亿美元，拨备比率为1.69%。

然而，上述数据不足以充分体现对外投资作为一种风险传染渠道的现实和潜在重要性。随着美国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以及形成“次级按揭违约情况恶化——房价下降”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上述损失数字可能增长。已有估算认为，从6月底到8月28日，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持有的美国次级按揭债券（MBS）损失可能将分别增加人民币88亿元、10.8亿元、9.4亿元，合计约100亿元。惠誉评级公司称，如果这些高评级证券的最终损失率高于预期，那么损失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能侵蚀中行2007年估测运营利润的7%左右；中金公司更称，敏感性分析显示，若中国银行持有的美国MBS和CDO损失率为40%，其2008年净利润和股东权益将因此分别下降41%和5%。[1]

关于第二条危机传染途径，中国虽然尚未经历过，但这样的案例在世界经济史上已经不在少数。1890年，伦敦巴林兄弟投资银行几乎于11月倒闭，只是在英格兰银行行长威廉·利德代尔（William Lidderdale）牵头组织的银团担保基金救助下方才得以幸免，但英国对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和其它拉丁美洲国家的贷款因此事而锐减，致使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1893年。甚至如果国内经济繁荣而导致对外投资回流，也可能在别国引起危机，如1873年德国和奥地利经济繁荣，吸引资本留在国内，对外信贷突然中止，导致美国杰·库克公司（Jay Cooke）经营困难；1928年春，纽约股市开始繁荣，汲干了本可投向德国、拉丁美洲的信贷源泉，导致上述国家和地区陷入经济萧条。

在这个国际金融危机风险高涨的年代，根据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 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现在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2]在亲眼目睹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东亚造成的重大损失之后，我们实在必须对这一风险保持足够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