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经济全球化波澜壮阔的进展也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体制未能完全跟上全球性生产和贸易发展的步伐，监管漏洞时有发现，3月份以来的中国商品质量风波发生之后，完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体系已经成为共识。然而，在国际贸易中，任何“崇高”目标一旦沦为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工具，其“崇高”本身必定遭到严重玷污、亵渎，本意旨在保护消费者安全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也不例外。在这场风波中，我们看到，完善国际贸易商品质量监管确实有沦为歧视性贸易保护主义工具的风险。且不说某些宣称“中国产品是死神”的媒体言论，就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国际贸易和金融学教授、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杰弗里·加腾这样的专业人士，其主张中也存在遭到贸易保护主义者滥用的风险。

7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北美版）发表杰弗里·加腾题为《为何西方必须规范中国出口》的文章，文中主张对“产品质量标准较低国家”的产品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检查，并要求这些国家提供更多信息，包括其产品是如何生产、检测和运输的，以及产品包含成分等，并主张美商品药品管理局与中方签订新的双边协定。从理论上说，为了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监管资源，上述主张有其道理；但在实践中，且不说贸易伙伴之间的信息交换必须在平等基础上进行（而平等精神又恰恰是美国对外交往中最欠缺的品质之一），如果没有评价贸易伙伴产品质量公开、透明的标准和程序，如果不能保证这个认定过程摆脱保护主义喧嚣的干扰，确认所谓“产品质量标准较低国家”必将成为对世贸组织非歧视基本原则的公然侵犯。从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内某些势力以往的所作所为来看，我们的这一忧虑绝非杞人忧天。

与此同时，一个合理、可行的监管体系应当确保公平，即受益与责任对称。今日经济全球化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生产外包迅猛发展，而加工贸易占据出口“半壁江山”也正是中国外贸的突出特点。即使在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速超过加工贸易10多个百分点的今年上半年，中国一般贸易进出口额（4408.4亿美元）仍比加工贸易进出口额（4408.7亿美元）略少。在中国加工贸易出口模式中，中国生产企业按照客户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在整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格局中所占份额甚小，通常只能获得10%，甚至更少，大部分利润被外资品牌商、销售商等取得。《华尔街日报》曾以罗技公司的鼠标为例描绘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而且，中国制造商是严格按照订货客户的设计标准制造的，“中国制造”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赢得如此广大的海外市场，根源也就在于中国制造商这种严格遵循订货客户设计标准的能力。在此次风波中，好些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出现问题，不是因为中国制造商没有达到订货客户的设计标准，而是因为订货客户设计标准自身就存在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中国生产厂商承担产品质量问题的全部责任，发出订单的美国客户却毫发无损，既不公正，也无助于有效解决质量监督问题。所以，为了预防质量问题，监督检查跨国外包企业的设计标准比监督检查成千上万家海外制造商的生产环节更有效，也更节约政府监管资源（因为跨国外包企业自己就有一套严格的检验体系确保供货商产品符合自己的设计标准）；在质量问题发生之后追究责任时，也应当分清外包企业和制造商各自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