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中国入世条件的争议至今尚未完全平息，虽然中国入世以来未必完全没有跌跌撞撞，但如果要给中国入世5年来的表现打分，无疑应该是个高分，以至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把中国当作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来描绘，东南沿海一些地区之繁荣富庶，也已经不让中等发达国家。尽管如此，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长征中，这5年不过是迈出了一两步，我们没有权利过多地沉湎于过去的成绩，我们有义务展望未来筹划进一步发展。由于国内外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转变增长方式的问题正日益紧迫。

这种变化之一是中国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正在缓慢但持续、不可阻挡地上升。以劳动力工资为例，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701元，同比增长15.0%；农民现金收入人均1094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5%。整个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97元，扣除价格因素，同比实际增长10.2%，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0.7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797元，同比实际增长11.9%，其中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同比增长20.1%。而且，这种变动具有深刻的背景，尽管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还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但民工荒正在从沿海向内地蔓延，以至于在河南这个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第一大省，今年信阳采茶工缺口一度达3万人。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调研结果，全国20%的农村已无多少剩余劳动力，中部地区许多村子人口结构犹如经历了战争，很难看到16—25岁的青壮年。有预测认为，201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耗尽，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将不复存在。此前中国经济增长银行主要贡献来自劳动力。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计算，1978—1998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1982年—2000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到了26.8%。换言之，我们有1/4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在人口红利耗尽、廉价劳动力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维持我们的增长？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我们过度依赖外需和出口的增长方式难乎为继。去年，我国贸易顺差创造了1019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今年前10个月就高达1336亿美元。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的巨额双顺差不仅构成了我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也构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一极。调整无疑需要时间，但过度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必将终结，“物质形态的高贸易依存度＋价值形态的低贸易依存度”将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包括商品结构的转变、企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组织的转变和经贸规则的转变。

在商品结构方面，单纯从帐面统计来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已经相当理想，初级产品进口远远超过出口，出口以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为主，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总额高达2440亿美元，占同期出口总额的57%，其中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1235亿美元，且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幅分别为30.5%、32%，均明显超过出口总额增幅（25.2%）。相应地，在中国外贸企业排行榜上，制成品、尤其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相关企业上榜数量增多，名次上升。2002年，进出口企业500大排行榜前10名为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鸿富锦、中化、摩托罗拉、普天集团、东方国际、中国五矿、中石油、中航技、通用技术集团，其中专业电子信息产品企业3家，纺织企业1家；出口企业200大排行榜前10名为鸿富锦、摩托罗拉、东方国际、中化、普天集团、中国煤炭、中石化、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希捷国际科技（无锡）有限公司。到2005年，出口企业500大排行榜前10名除了中石化、中化和中石油3家能源企业之外，其余7家全部是专业经营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出口企业200大排行榜前10名则全部为经营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问题是其中出口是加工贸易主导，这意味着我们从庞大出口中得到的只是一点可怜的加工费，利润的大头都为客户所有，也意味着我国企业之间还要为这点可怜的加工费你争我夺，头破血流，以至于低价竞销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久治不愈的痼疾。商品结构的转变，意味着我们要扩大自主创新产品的出口，并提高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值率。

在企业结构方面，外资企业主导一个事实就足以让我国外贸数字黯然失色许多。自从2001年以来，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就一直高于50%，今年上半年占我国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比重均为58.4%。2005年进出口企业5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资企业占60.8%，国有企业占28.2%，其他企业占11.0%；出口企业200大排行榜上，外商投资企业占62.5%，国有企业占28.5%，其它企业占9%。一个大国不可能长久依靠外资企业发挥骨干作用，转变增长方式就是要让内资企业真正成为我国对外经贸的骨干主力。当然，这种转变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刻意抑制外资企业发展，特别是刻意抑制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发展，我们要做的是创造公平的条件，让内资企业有机会更快地发展。

在产业组织方面，正由于过度分散的产业组织让我们枉自身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上主要却只是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对大宗进口和出口价格几乎没有置喙的余地，沦为别人转嫁价格风险的对象。转变产业组织结构就是要改变这种过度分散的产业组织，一方面发展起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巨型企业，另一方面通过行业中介组织有效地组织起众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争取更合理的条件。

上述转变必然要与不合理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发生摩擦。作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对西方主导制定实施的现行国际经贸规则的不公正性体会正日益痛切，现行国际经贸规则正日益构成制约中国实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作为世贸组织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中国必然要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力图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向更符合自己期望的方向演化，中国财经外交的主题将逐渐从单纯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向“推动规则演化”转变。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无论是为全体发展中国家仗义执言，还是强烈主张对澄清反倾销规则、新成员待遇等议题的要求，都显示出了这一点。推动规则演化需要有足够的实力为基础，主导、影响规则演化又将更好地维护和增强自己的实力，不能推动规则演化的国家实力增长将很快达到他人主导规则所能容许的极限。在这个竞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到底能否化蛹为蝶、鱼跃成龙，取决于中国推动规则演化的努力究竟能否成功，取得多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