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中心命题。凡文化，无不以思考人为起点。因此，对人的思考角度、思考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种文化的基本特质。

在那个决定文化命运的所谓“轴心时代”，中国的各家思想大都是从秩序的角度而非存在的角度思考人的，相对于西方文化从存在的角度思考人，这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质。对此特质的认识，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来了，南朝时的宗炳在《明佛论》中说：“中国君子明于礼仪而暗于知人心。”礼仪者乃社会秩序也，而人心无疑属于人的存在处境。“明于礼仪而暗于知人心”，则是对中国文化特质相当精确的概括。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宗炳作出这一惊人论断的时候，他的参照系只有印度的佛教文化，此时，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尚未进入他的视野。

中国并非没有“人的觉醒”，魏晋时代，晚明时代，总被文化史家津津乐道为“人的自觉”、“人性苏醒”的时代。但仔细想想，其实有些夸大其辞。魏晋时代所谓“人的自觉”，只不过是士大夫阶层对生命玄而又玄的一种思考，而晚明所谓“人性苏醒”，也只不过是在商品经济的刺激下人的欲望苏醒在文化上的一种不自觉的反映罢了。它们何尝有对人类普遍生存处境关注的成分，更遑论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对无辜者眼泪的抚慰。而且即使如此，它们很快被主流的“秩序文化”所整合了。

那么现代中国文化是否改变了它的“古典特质”呢？或许有人会举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作为证明。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我们只要举出新文化运动中对西方文化的选择，就可以从中窥知其大概。我们知道，现代西方文化有两大传统：一为古希腊传统，一为基督教传统。古希腊文化很重视对人的存在的思考，但它的理性传统和思辨传统极容易把人概念化、简单化，从而忽略实实在在的苦难个体的存在，甚至有时还会发生把理性置于人的存在之上的极端化倾向，相比于古希腊传统，基督教文化则更重视个体生命实实在在的苦难和无助，但由于它的宗教性质，很容易产生极端化的狂热，尤其是它和权力结合以后，便会制造出意外的灾难。在西方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两种文化传统一直在较量、妥协和融会，现代西方文化实为这两大传统的融会。我们考察“五四”以来中国学习西方文化的过程，就会发现它不仅拒斥了关心个体生命苦难的基督教文化，而且在选择古希腊理性传统时，选择了它的极端发展形式——马克思主义。

无庸质疑，马克思主义也关怀人的真实处境，但它的缺陷在于将人概念化、简单化，比如把人类以阶级而分类，并以此作为解放人类的途径；而且它更致命的地方在于它将历史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似乎它决定着人类的命运，这极容易导致以历史理性的名义伤害处于苦难中的个体存在。20世纪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此所导致，“文化大革命”便是其极端的表现形式。而现代中国之所以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这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理路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人的存在，将“礼”与“理”，即社会秩序置于人的存在之上，这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一种预设作用，因为马克思主义将人概念化、简单化，并将历史理性置于人的存在之上的思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具有一致性，这样大多数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不会产生过大的思维冲突，而且在接受的过程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素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异化”了。可以说“秩序”而非“人的存在”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改变其“古典特质”。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频繁发生的“传统”与“现代”、“中”与“西”之争，正是源于中国文化的上述特质。因为一种文化如果以社会秩序作为中心命题，那么社会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上的变革就紧密相关。所谓“传统”与“中”，必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秩序密切关联，而“现代”与“西”的出现，势必会对其造成威胁。于是，夹杂着社会秩序变革中的斗争，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激进运动，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社会文化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也都是由这种特质所导致。如果一种文化以“人的存在”作为思考的核心，那么“外来文化”和“新兴文化”虽然也会与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发生冲突，但由于与社会秩序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紧密关系，所以决不会导致激烈的社会秩序变动，也不可能导致太过激进的文化行为。而在对人的思考中，不同文化通过相互间的正常讨论，最终取长补短，形成融合和共存的局面。

所以，从“存在”的角度，而非从“秩序”的角度思考人，把“人的存在”作为文化思考的中心命题，关心个体生命的生存处境，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尤其是重视宗教文化的价值，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