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四书集注》的总结与体会

 

    朱熹曾对自己的门人讲，自己早年读《四书》，觉得相当难懂，一字一句的推敲，可见朱熹对《四书》的确下过苦功夫。而朱熹撰作《四书集注》，也是经过数十年修改，其中重要的两篇《序》，也是六十岁的时候才写定。所以我们将《四书集注》，看作是其一生学问心得的精髓，绝不为过。而元代以来，《四书集注》又是官方指定的科举权威注本，道学家更是将它奉为圭臬，其地位，实际比儒家传统的“五经”还要高。不过，我们今人读《四书集注》，就完全没有必要抱着虔诚恭敬的态度，将其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真理，而是将其以历史、哲学地眼光来加以看待和分析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其中《大学》和《中庸》是《小戴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论语》在汉代只是“小学”之书，并未取得经的地位，只是到了魏晋之后，才逐渐得到重视，其中南朝皇侃撰作的《论语》注本，是隋唐之后比较流行的本子。至于《孟子》，似乎一直处于“子书”的地位，在朱熹之前，对它重视的人并不多，即使朱熹本人，也说《孟子》是大体不错而偶有不纯粹之处，也不是完全推崇备至。但朱熹选择这四本书（确切地说，是两本书和两篇文章）作为学者紧要必读之书，甚至说四书比传统的经书更为重要，也是有它的原因所在。我们不妨先看看朱熹怎么评价《四书》的。《朱子语类》说：

 

    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後更看诗书礼乐。
 
《朱子语类》还说：

 

    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

 

    照朱熹本人的看法，《四书》是为学的基础，也包含有做人行事的头等大道理，更重要的是，《四书》是自古圣贤所传的根本至理。具体地说，《大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中庸》是为了传承“道统”所作的。《论语》既然是孔圣人的言行实录，更应推崇。至于《孟子》，情况也大致不差，朱熹看重的，是孟子言于义利、王霸之辨，其实也就是说，《孟子》也是护卫圣王之道的大经大传。事实果然是如此吗？不见得。如果《四书》真的是历古圣贤相传的“道统”之书，那么，这个“道统”总应该是明白无误的，可是《四书》的两篇重要序文，即《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对“道统”的看法就不一样。现罗列如下：

 

    《大学章句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三代）、孔子、曾子、孟子、二程。

    《中庸章句序》：尧、舜、禹、（三代）、孔子、……。

 

《大学章句序》里面有伏羲、神农、黄帝，在《中庸章句序》中就没有这些人了。看来，如果执着于道统之见，认为《四书》是圣贤相传的道统之书，那是绝对会贻笑大方的。其实，朱熹推崇《四书》的缘由，就在于《四书》集中体现了朱熹本人的思想主张。《朱子语类》说：

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後，方宜读之。

 

    凡是对宋明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朱熹的学问，重在“格物致知”，《大学》一篇所讲的最紧要道理，也就是这四个字，所以朱熹说先读《大学》可以“定其规模”，也就是说，掌握了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学问之道就大体不会出错。至于《论语》，那是孔子这一圣人的日常言行与教诲，读了《论语》，自然就能立得住人生行事的根本立场。而《孟子》呢，朱熹自己就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他说如果《论语》像一段文章的前半章，那么《孟子》就是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在朱熹看来，《论语》、《孟子》是不能分的。倒是《中庸》，朱熹只是说比较难懂，所以应该放在最后读。从表面上看，朱熹推崇《四书》的理由，就是认为这《四书》是求学问道的规模和立场。而实际上呢，其实朱熹就是借《四书》来推销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已，怪不得他甚至劝门徒连五经都可以暂时放过不理会，只要理解透了《四书》，经书的难点就迎刃而解。当然，正因为他不遗余力的推崇《四书》，所以《四书集注》成为研究它的重要文献，也是大致不会错的。不过，要真理理解《四书集注》的主旨，光看朱熹的注文是不够的，另外还应看《朱子语类》和《四书或问》，我们可以把这三本书互相比照着读，相信会有很多收获。

    《四书集注》既然是朱熹本人思想的精髓所在，那么，朱熹就绝不可能对原书只是照搬解释而毫无己见。中国古代儒家经传系统这一传承方式，虽然大的原则的“注不驳经”，不过，传经之人通过注经的方式，发挥己见，也是始终存在的事实。朱熹对《四书》的解释，也是如此。通过《四书集注》与原书的对照，我们就可以发现，朱熹对《四书》的改造，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朱熹根据二程的格物论，在《大学章句》中作了一个《补格物致知传》。 其实，《大学》本来就有错简，而且原来的次序就跟现在《大学章句》不同，既然朱熹根据二程改的本子来撰作章句，那么原来的《大学》就可以不理会了。稍微细心的读者，可以比较一下《礼记正义》里面《大学》的次序，就跟《大学章句》不同。可以稍微提一句的是，朱熹所补的《格物致知传》，也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后来王阳明不满朱熹，就非得找《大学》古本，试图从根本上驳斥朱熹。至于真正的古本《大学》面目，其实那是谁都不知道的，只能各说各话。
 

   读《四书集注》，除了注意《集注》与原书的差异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思考朱熹的个人学术倾向。例如，他为什么不喜欢后学立即读《中庸》，他自己是说《中庸》很难懂，很微妙，所以应该放后面读，实际上，我们读完了《中庸》，就不难发现，《中庸》所讲的“诚明”、“尽性”，其实倒更接近于陆象山所推崇的心学一端，与朱熹的格致之学，距离稍远，所以朱熹不喜人骤读《中庸》。

    读《四书集注》，主要的是理解朱熹的思想，但也要细细玩味古人著作的精致微妙之处，例如我们人人熟习的《论语"学而》，前四章的顺序是这样的：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论语》既然记录了孔子言行，那么记录的人是谁？就成了一个问题。尽管古人有多种说法，朱熹看到这四章，就说《论语》主要是有子和曾子的门人所辑录，因为《论语》中称“子”的人并不多，主要是有子和曾子，他们同时出现在《论语》首章，其中必有缘由；而且这四章的排序就极有讲究，大家不妨细细体会。在《四书集注》中，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这些都说明，无论是为了了解朱熹的思想，还是为了增进我们的国学修养，都应该细读《四书集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