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与乌尔姆（部分译稿）

原著：奥托 艾舍尔  王敏译

当初沃特·格罗皮厄斯建议我们称这个设计学院[1]为“包豪斯乌尔姆”时，被我们拒绝了。

直到今天，我对此仍感惊讶。在我们当代的文明中，包装常常比内容更有意义，横向的联系、名称和关系则更具有分量。但对于刚从战争中返回，并试图建立一所新学校的人来说，已经处于一个很不相同的环境了。因此，无论在物质上或是在政治及文化上，被保留下来的已经所剩无几，从联系、借用或相互影响的角度来思考（这个学校的名称）已没有多大的意义。

当然，我们意识到将一所学校称为“包豪斯乌尔姆”，在这个文化和政治氛围的时代会有所获益。但是“尊重”是一个含有几分否定的词。我们是想着去做正确的事情，没有考虑关于公开的影响和认可。

我们的目的不是打算成立第二个包豪斯，而是有意识地想和它保持距离。

当我说“我们”的时候，我需要予以区分。马科斯·比尔关于这一点的考虑与沃特·赛西格、托马斯·马尔多纳多、汉斯·古格洛特和我都截然不同。马科斯·比尔也不想重复，但他确实想着（建立）一个新式的包豪斯。他设想如同包豪斯的金匠或银匠作坊一样，将有工作室提供给画家和雕塑家。对于沃特·赛西格和我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托马斯·马尔多纳多和汉斯·古格洛特是后来加入的，但同样与我们的观点相一致。）

沃特·赛西格和我起初都活跃于艺术领域，但很快就离开了学院，他在维也纳而我在慕尼黑。学院的教条在这之后被突破。

我们从战争回到家里，现在应该在学院中为美学而美学地工作。但那不再有任何益处可言。任何一个耳聪目明的人，都必须认识到当纳粹统治被推翻的时侯，艺术已从各项工作中逃避，并且冒充文化。

我们必须自问，如果文化和艺术在战后期间，忽视了人们现实的问题，那么它们是否就不能够展现自身。对于那些管理者而言，艺术是不是一个纯粹脱离实际的借口？艺术是否是一个中产阶级闲暇的含糊态度，那么更多的管理能够关注每天的事务吗？是不是对管理那些感兴趣的人为艺术做的最多？

在当时，我不能够断然地回答以上问题，但是我们的兴趣完全地被颠倒了。我们感兴趣于设计每天的生活和人的环境，以及工业产品和社会行为。我们不再准备接受创造力被对象所分类（的观点）。人类创造力的巅峰，将继续是一个没有具体目的纯粹美学，同时实践的事情和每天所用的东西就是次等重要的吗？以此为原则，精神的就优越于物质的吗？就今天的心理学、医学和哲学而言，这种二元论已经过时。但是，诗人比记者的语句对我们而言仍然更有价值，并且博物馆物品的美学（价值）同样地多于街上的物品。我们仍旧把自身分为精神和物质，且需要艺术去为此证明。

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增加一些作品使艺术更加丰富，而是去展示今天的文化，必须以整个生活作为它的主题。是的，我们甚至相信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传统文化中那些混淆每天的事物，和每日倾向商业和宣传方面的一个把戏。艺术被从拙劣作品中求生的人用字母大写，永恒的价值被那些不想使他们肮脏的事情被发现的人到处吹嘘。我们不想成为这个理想主义的一部分。文化将转变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