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65级同学为纪念入学五十周年，决定出本文集，献给母校，也留给自己。这是件好事，但要我为之写篇序，却颇犯难。清人黄宗羲有言：“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我于1963年毕业离校，而这届同学两年后才入学，彼此并无交流，实难落笔。不过，毕竟师出同门，老师是我们共同的老师，灰楼曾是我们共同的校园，特别是读了书稿中的一些文章，的确让我找到了一些共同的话题。
如今的大学，一个个比着扩校园、建大楼，以至季羡林先生批评说，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想想抗战时期偏居昆明的西南联大，其校园、师生宿舍是何等的简陋！但这并不妨碍它培养出了一大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初建时的广播学院虽然不好同西南联大相提并论，但起码在校园的建筑上大有一比，所谓“一所大学一座楼”就是对灰楼时期广播学院的生动写照。
在这本文集中，不少同学首先写了能够到首都上大学的喜悦，可接着又写了报到后初识校园时的失望。但是入校不久，同学们对校园的计较很快就被老师的人品与温暖、教学的丰富与生动消释了。谢骏同学写道，报到的时候，一位女老师抡过他的网兜，径直把他带上四楼的宿舍，同时叫同学送来信封信纸，叮嘱他马上写封家书，报个平安。事后他才知道，这位老师居然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名叫顾湘。徐汝廷同学则讲了另一个故事。“文化大革命”中广院停办，老师和未分配的学生全部下放到河南淮阳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劳动。而这里正是徐汝廷的家乡。不过，这个河南学弟却分配到了山西。当1972年他回家探亲到干校看望老师，流露出想调回家乡的想法时，没想到老师不但记下了这事，而且马上做了疏通，结果二个月后他即接到了调回淮阳的通知。更令他惊喜的是，当他回到家时，赵玉明、李振水、曹璐等八位老师集体到家里看望他，并鼓励他要好好工作。他写道，老师帮助他调回家乡已使他感激不已，现在居然又有这么多老师一起到家里来看望，这对他的心灵是“一次极大的震撼”。浓浓的师生情成了激励他学会关爱、感恩与回报，走好人生之路的巨大力量。这样的师生之情较之校园、大楼又是何等的宝贵！
这两个故事是老师对学生的不言之教，是对学生的心灵与人格的实际滋润与培养。而人格教育恰恰是在办学条件远远好于昨天的今天十分欠缺的。
谈到人格教育，不少同学写到了温济泽老师。温老师从少年时代起就坚持人间正道，追求光明与真理，不幸的是，恰恰因此牢狱与政治酷刑也与他如影随形。但他在一次次的过山车似的人生旅途上始终保持自信与自尊，包括被错打成“右派”发配到广播学院教书的几年，也始终把痛苦留给自己，把微笑送给同学，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工作。显然，在他柔弱的身躯里有一颗大心脏，在他强大的内心里有个大格局。正是在温老师这样的人格影响下，不少同学也树立了一种家国情怀。姚明贤写道，1969年珍宝岛战争爆发，他们几个东北籍同学个个义愤填膺，表示要以生命和鲜血保卫家园。果然，毕业后他如愿到了珍宝岛地区工作。身教重于言教，正是由于受到老师的熏陶和影响，65级同学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之后，仍能挺起胸膛，奋力前行，书写了各自的精彩人生。正所谓“达人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肃焉严焉”。
此外，广播学院在教学上也极具特色和创造性。比如为了让学生获得广博的知识，温老师特别开了一门社会知识课，利用他的人脉，广邀各界名家来校讲课。比如请《红日》的作者吴强、《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讲文学，我们在校时还请过吴晗讲历史、请谢铁骊讲电影。这对同学们后来的工作大有裨益。特别是65级同学，分配的工作五花八门，恐怕他们从社会知识这门课中尤其受益良多。
我们59级同学入校的第二年就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65级同学入学第二年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狂热、迷惘、困惑、遗憾……成为那个时代大学生生活的印记”（张淑娟语）。刚开头即杀了尾，还没学啥就毕了业，这确实令人遗憾。但更令他们遗憾、懊悔和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仅同学之间分成了两大派，恶斗不止，甚至一些人还疯了似地整他们的恩师。痛定思痛，许多同学的忏悔之意日积于心。谢骏同学写道，1979年8月7日，他专门拜访了顾湘同志。师生二人有这样一段对话：“前几年我们把你害的好苦啊！”谢骏说。“是啊！但这话不够准确。应该说是‘四人帮’害的”。顾湘同志这样回应。学生是真诚的，老师是宽厚的。借用鲁迅先生的诗稍作改动，可谓是：渡尽劫波师生在，相逢一语泯恩仇。
入学五十年后再回忆这些温暖、磨难与遗憾，都变成了一种人生的财富。
“社会犹如一条船，每个人都要有掌舵的准备。”过去的早已过去，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并争取它的美好。关键当然还是要掌好自己的人生之舵！
最后，借此机会祝学弟学妹们安享退休之乐！祝我们的母校百尺竿头再进发！
2015年8月20日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北京广播学院首届毕业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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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28 14: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