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凡人·侠士

—— 回忆我的爸爸方介堪（二）

                                                                   方丹文

    爸爸的朋友多，在我们的印象里，爸爸在世时，家中每天信函不断，客人不断。爸爸的朋友遍天下，可以说，祖国大江南北，关东关西，东自沪杭，西到新疆，北至内蒙古，南到粤港和琼台宝岛，皆有爸爸朋友的踪迹和信息。爸爸还有不少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和国际友人。至于家乡的朋友就更多了。这是他艺术创作交流、学术探讨研究的必需，更是他平和侠义性格、重情守信品质的必然。

    爸爸总角之交是戴家祥叔叔，两人情深似海，至死不渝。戴叔自幼爱好金石，1918年自瑞安来温州求学，遇见在五马街设摊刻字的爸爸，见到爸爸的金石功夫，甚为倾心，当时，戴叔叔13岁，爸爸18岁。由于志趣相投，遂经常往来，相互切磋。两人都是家中的独子，进而订了金兰之交。从此两人形影不离，情如手足。戴叔视我祖父母如双亲；祖父母待戴叔亦如子嗣。戴叔认为，凭爸爸的金石功夫应提高润格，并于1922（壬戌）年亲自为爸爸制定润例。此润例印发全国各大书店、裱画店、纸店、扇庄等有关商店。润例一出，外地来件不断，本地求刻不绝，提高了名声，扩大了影响。1923年4月，山东刘茝林先生在济南见壬戌润例及爸爸印作，极赏识，竟以润例三倍致函翰墨轩，前后求刻近百方。在爸爸赴瑞安参加戴叔婚礼后，两人皆离开温州，一去北平深造，一到上海从艺。两人虽分处异地，却经常联系，共同勉励。以后戴叔不论在北平、天津或成都，也不论是求学或任教，都利用假期，不远千里与爸爸会聚。两人殊途同登文化艺术的新台阶。爸爸结婚时，戴叔以兄弟之情于婚礼册末页绘《并蒂芙蓉》图相贺。“七七事变”后，爸爸与戴叔一度失去联系，但不日又在温州相遇，因为两人都不约而同地保持民族气节，不愿在沦陷区为日伪效力。回温州不久，一次，两人同在市郊郭溪友人处避敌机轰炸。在此，爸爸为戴叔精心篆刻朱白两方巨印。抗战期间，两家生活十分清贫，我们家尤为困难，戴叔总是尽力相助。温州沦陷三次，有两次避难于戴叔家。戴叔家乡亦遭日寇侵犯洗劫，幸好在日寇洗劫前，戴叔将爸爸历年为其所刻的印章埋藏地下，上覆杜鹃花。敌退，藏印幸而无恙。爸爸说：“如此爱护，他日当多作。”戴叔将印蜕寄往同里王季思先生。王叔撰专文《白鹃楼印记》，载于1943年《东南日报》。后爸爸为重修永嘉地方志，又请戴叔主纂金石部分。抗战胜利前夕，两人共同重订书画篆刻润例，收件处除温州外，尚有重庆、北平、上海三处。抗战胜利后，爸爸赴沪再操旧业，戴叔受聘于温州英士大学，其寓所与我们温州老家近在咫尺，常来往。1948年9月，戴叔欲去天津南开大学应聘，从温来沪，因平津战役道阻，友人们邀戴叔搭包机转道而往。鉴于时局动荡，而戴叔家眷在温，爸爸恐其遭意外，极力劝阻。适祖母病重，两人遂结伴还乡。是年在戴叔大力协助下，爸爸在温州举办了个人画展。建国后，两人又与在温州的其他名士联名致书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从而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地市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两人皆为委员。后戴叔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约爸爸同行，但爸爸此时已被任命为温州文管会常务副主任，只能服从组织需要留在温州，两人又分处两地了。此后两人除出差或回乡相会外，就依靠信函在生活上彼此关心提醒；在学艺上互相切磋提高。戴老主编多年的《金文大字典》，遇到不可识之字，借爸爸的《玺印文综》底稿查阅；爸爸文稿也常请戴叔指正，戴叔总是坦诚直率地提出中肯意见。戴叔之孙取名亦征求爸爸意见：“如果认为不妥，请代为取名，并请代篆一印，从此固定下来”。1985年，胡中原先生向戴叔出示爸爸早年印稿一册，戴叔年届80，犹撰文曰：“介堪为余总角之交，其家本无长物，老弱之命，悬于十指，而淡泊名利，傲骨不阿，书画篆刻中无所不在也。”爸爸过世后，二老长达七十年的情意并未终结。当年戴老即认为，像我爸爸这样的艺术大师，应在家乡有一个纪念性的地方，建议我们把故居辟作纪念室，并要把自己珍藏的爸爸为他篆刻的106方印章全部赠给纪念室。当我们表示酬谢心意时，戴老却不高兴地说，“这些印章是你们父亲为我篆刻的，这不仅是你们父亲的精心之作，更是我们两人七十年金石之交的见证。我们的情意是任何金钱都无法等价的。何况你们父亲都是无偿为我篆刻的，我能有偿给你们吗！？我连自己子女孙辈一方都没给。我只有两个要求，一是这些印章必须完整地陈列在一起，任何子女亲属不能占为私有；二是有机会争取单独出一集《白鹃楼印蜕》，不许掺杂其它名印。”戴叔嘱咐，我们谨铭于怀。戴叔关于纪念室的建议，我们已经实现，现在建成开放的不仅仅是故居的纪念室，而是另辟新址，面积1000多平方米共五层的艺术馆。戴叔关于106方印章的两个要求也已实现，为106方印章，特制了精美印盒集中在一起，并陈列于艺术馆醒目位置。《白鹃楼印蜕》也出版了，并附有王季思先生的《白鹃楼印记》、徐声越先生的跋。其中部分还编入了《介堪精品印选》。戴老以同样欣喜心情，欢庆爸爸毕生巨著《玺印文综》的出版，但也认真、严肃地指出，删去文字中原有的来源和出处，只存艺术价值，失去学术价值。1991年戴老又亲撰《艺术大师方介堪事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爸爸为人为艺的一生。《事略》成为纪念爸爸各项活动和艺术馆的标志陈列。愿爸爸与戴叔在九天之上、九泉之下，永结同伴，永为知己。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爸爸一生不只一知己，早年在上海结交的张大千伯伯亦是他志同道合、情深谊长的知己。大千伯早年也在上海美专任教，并一度和爸爸一起居于美专校内，两人交往甚契，欢笑竟日。爸爸常去大千伯处观其作画；大千伯亦常来请爸爸配印，渐渐相知稔熟，成为莫逆。其间爸爸与大千伯诸师友联合创作颇多，目前见到的就近10幅。1930年大千伯举办个人画展，爸爸为之配印50余方，人称张画方印为金石书画双绝，“张画方印，珠联璧合”。两人除艺术上志同道合外，私交上也情如手足。大千伯长爸爸3岁，故爸称他为“八兄”（大千排行第八）。爸爸婚礼，大千伯与其二哥善孖共绘《水仙》中堂一幅示贺，此外大千伯尚在婚礼册上另绘《水仙》，并题“神仙眷属”。第二年又应大千伯之邀，阖家去其寓所——苏州网师园游玩，两年后又偕游网师园。爸爸曾以祖父书法作品相赠，在祖父60寿辰时，大千昆仲均书“寿”字并有画作祝贺。1936年爸爸与大千伯联袂北上，共赴故宫博物院供职。在北平，爸爸为大风堂《双松老人图》题长歌一首，末句云：“其才其艺复能延，今惟吾友蜀人张大千”。次年，为黄河泛滥捐款救灾，爸爸与大千伯还有于非闇先生,先后举办两次金石书画联展。当时三人均被聘为全国美术展览评审委员，共赴南京。评审结束后，三人及评委黄君璧、谢稚柳5人同游雁荡。游中联合作画《雁荡山色图》，时诸人皆未携印，爸爸急就凿得“东西南北之人”一章钤之。四十年后，大千伯在台北犹忆及此事，称“为一时乐事”。1937年“七七事变”，爸爸与大千伯困陷于故宫博物院。9月底，爸爸化装为清洁工先逃出，抵沪后急与诸友策划，由爸爸寄去剪报一束，内有张大千已被日方枪毙消息，大千伯以此向日方交涉，须到上海辟谣。此计终于使大千伯脱离虎口。后大千伯来函告知脱险始末，并深谢救援得计。之后两人分手，大千伯入蜀，爸爸回温。“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次年9月，大千伯自蜀来函，言及印章大多失落，嘱刻“上清借居”、“青城客”、“却吹长笛过青城”及名号印数十方，又闻家母患肺病，特寄川贝、西洋参等补品，并汇款以济急。大千伯还告知将有敦煌之行，邀爸爸同往。但爸爸因上老下幼妻病，未能成行。抗战胜利，大千伯返沪后即约爸爸相晤，两人又携手从事艺术活动。爸爸为大千伯刻的“张爰私印”的边款云：“大千八兄，燕京一别，倏忽十载，今从川中来沪，劫后重逢，喜可知已，因作斯印，以誌苔岑之契”。又为大千伯展示的敦煌临摹及创作，治“总是玉关情”、“老弃敦煌”、“春愁怎画”诸印，边款有“大千八兄，今复游海上，出示近作，倾谈昕夕，殊慰平生”等语。1948年春夏，爸爸为大千伯收藏的20卷珍品画轴的象牙轴头刻卷名；又为大千伯携来的20多枚龙角章刻大风堂及其子侄辈名印。大千伯爱逾拱璧，出入与俱，不轻易示人。爸爸晚年忆及此事，作《象轴留珍》、《龙角琐记》二文记之。是年秋，在大千伯与李秋君姨共度50寿辰时，爸爸又治“百岁千秋”印相贺。是年冬，大千伯决定去香港，再度约爸爸同往，爸爸又因家累乡情，婉谢。大千伯遂赠画20幅，变价后爸爸才得以启程回温。大千伯又恐爸爸日后生活拮据，赴港前又托人赠画8幅，署单款，以备急需；赴港后再邮寄10幅。从此两地相隔，音讯全无。其间，大千伯在蜀长女心瑞姐曾来函问安，后又支援爸爸工作的温州文管会，捐献明代《一山送别图》。“文革”中爸爸被“解放”后，格外思念老友，特治龙虎文印“张氏大千”、鸟篆“三千大千”及“大风堂”三印，但无法转达。开放伊始，赖友人中介，始有信息。不约而同，1980年大千伯特作泼彩山水一幅，以重金托人辗转送至爸爸处；爸爸以汉玉环（示团聚）一件、照片二帧及龙虎文印等八方，辗转送至大千伯处。故友相闻，心潮难平。爸爸吟诗、赋词相思，内有“一别卅余载，重逢会有期”、“只恨岁月催人，总期白首好归来”等语句。是时大千伯已复目重听，托人代笔：“虽蒙赐赠照片数帧，聊慰思情，犹深企盼早亲芝颜，以聆好音”，“如能来台欢聚话旧，实人生一大乐事也”。随后两人恢复交往，爸爸带去家乡特产，伯伯也带来高丽人参。1981年，大千伯亲书：“敬乞介堪道兄赐刻‘以放易庄’、‘以简易密’、‘闭门造车’、‘有此山川’”。爸爸乘兴即刻带去。1982年，大千伯又以《东方朔偷桃献寿图》相赠，上题“恭祝介堪道兄八十三岁降诞”。正期重逢，不料大千伯竟于1983年4月2日溘然仙逝。爸爸闻此噩耗，痛彻肺腑，病榻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抱病拟电，备致哀思。后大千伯长婿萧建初兄来函称：“先生与千师五十长年之交，笃且厚矣！千师一生所用印章多出先生之手，不但如此，我们晚辈夫妇所用印章仍系先生所治。举国内外，千师与先生交谊之深，情愈手足。”。1987年8月25日爸爸去世，心瑞姐、建初兄又自重庆专函吊唁。2001年爸爸百岁诞辰，大千伯故乡——四川内江市的宣传、文化部门及大千纪念馆的领导，千里迢迢来温参加纪念活动，并举行方介堪艺术馆与张大千纪念馆缔结兄弟馆仪式，生前兄弟情谊延绵不绝。

    爸爸至交知己者不止于此。在家乡少年交的马孟容伯伯，到上海后可以说是与爸爸出入与共的。两人既在上海美专、中国文艺学院同校任教，又在古欢今雨社、寒之友社、蜜蜂画社共事。凡社团活动，两人会同时赴约；凡联画创作，两人也会同时出席。1928年，马伯伯与爸爸曾合租过住房；1931年马伯伯为爸爸婚礼册上绘《兰花》祝贺；1932年马伯伯又借住于爸爸处，是年马孟容伯伯仙逝，年仅40。如不是英才早逝，他们的友谊会更深发展长存。孟容伯的画作享誉沪上，当时上海大闸蟹一元五只，孟容伯画的大闸蟹一只五元。孟容伯是我家常客，喜欢在毛边纸上随意涂抹，随后便丢弃在废纸篓中。家母常将这些涂抹过的揉成一团的毛边纸，撸平用来包瓷器，拆封后，这堆废纸被一友人讨去，经整理装裱，竟卖了好价钱，尤其是孟容伯过世后，这些遗墨就更珍贵了。

    在上海的经亨颐公(廖承志的丈人)是爸爸的忘年交。经公长爸爸26岁，对爸爸的才华甚为赏识和器重，爸爸也敬重经公的为人，系经公创立的寒之友社的常客，经常参与经公组织的各种艺术创作和爱国义卖活动。经公曾邀请爸爸游览其家乡上虞白马湖与绍兴兰亭等处。在同游中与友人联画甚多，如1929年春，经公在一幅联画中题：“与香凝、树人、介堪在白马湖三宿，合作十余帧。”同年秋，经公在一画册中题跋称：“玉篆楼主人曾同游兰亭芎录罢，愿为我作长松山房印，不胜欣感。尤盼再同往白马赏红树青山何如。”次年经公旅居天津，连来二函，邀爸爸北游：“忆去年山阴之游，忽忽春光依旧。故人盍再来……如能抽身，弟当恭候”。1934年初，爸爸单身返沪时，曾借居经公家。后经公移居南京，邀爸爸同往，经公还让出南京大悲巷住宅，并将爸爸在上海的家具也代运至南京。这样爸妈带着我和弟弟就一同去了南京。祖父60寿辰，经公作七律一首为贺。1936年经公印存出版，爸爸为之作序，序文曰：“先生为人耿介爽直，谈艺论书独具只眼，不独精于篆刻而已。客岁邀巖同居，近又相聚秣陵，过从益密”。1937年春，经公尚有《兰竹》画相赠。“七七事变”后联系中断。抗战期间，人事阻隔，经公竟于1938年仙逝。抗战胜利后，1946年陈树人先生与爸爸商量，欲为经公办个人画展，以解决亡友身后事。不久陈先生也谢世。后爸爸致力征集书画，筹款亲自将经公夫妇灵柩运回经公故乡上虞安葬，尽后死者之情。半个世纪后，1987年上虞各界举办经公诞生110周年纪念活动，特邀爸爸出席，但爸爸已病危住院，不能应邀了。

    古人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格言。这句话，对爸爸来说，前者适用，后者就不适用了。作为一个广交宾朋的艺术家，爸爸结交的当然多系文人墨客、知名人士；作为一个出身清寒，又乐于清贫，不攀附权贵的凡人、士子，爸爸也结交众多地位卑微的人士，这里有同情，也有知心。“文革”中爸爸被隔离审查，温州第三人民医院工人陈子良伯伯常来照顾，并袖藏烟酒，让爸爸过过烟酒瘾。当爸爸拿出陈伯伯送的老酒时，同被隔离的林镜平、王敬身等伯伯都很惊奇，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悄悄共饮，共度苦难。在等待审查期间，友人间交往不便，但陈伯伯却常来探望。当造反派来叫喊骚扰时，陈伯挺身而出，说：“方介堪是我救命恩人、要好朋友，你们批斗他就先批斗我好了。”的确，陈伯与爸爸小时候就是在一起嬉耍的好朋友。据爸爸说，陈伯是孤儿，在育婴堂长大。一次陈伯在破庙昏厥，病情很重，是爸爸将他背到医院抢救过来的，但落下残疾，终身未娶。从此，陈伯一直留在医院看门、做清洁工。爸爸成名后，没有忘记这位小时候的朋友，常常给他写字、画画、刻印，也常常给予经济上接济，教会他制作印盒。疾风知劲草，患难见人心。陈伯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客人。在爸爸1987年去世时，锦庸叔也悬梁自尽了。他说：“方先生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锦庸叔是位裱画工、制盒工，子女多，家累重，经常入不敷出。尽管他装裱、制盒的技巧不最高明，但爸爸治印后用的印盒，绘画后的装裱，尽量交给他做，以增加其收入。锦庸叔也做些针线、火柴、肥皂类的小买卖，还经营些小古董，常常将一些小古董拿来让爸爸鉴别。爸爸也常写些字，作些画，让他变卖贴补家用。他对爸爸的报答，最后是以死了之。

    爸爸结交的“白丁”是不胜枚举的。爸爸的学生韩天衡于1963年到温州古籍书店买书，一位老店员告诉他：“你老师是我的恩人，他在闲谈中知道我有营养不良引起的肝肿大，就把朋友送他的一大串鱼肚膏都拿来送给我滋补。”这位店员感叹地说：“我与方先生非亲非故，又不是什么当官的，他对我这样好，真是难得！”“文革”中造反派逼问爸爸养女彩萍姐：他家有没有虐待你？1941年，14岁的彩萍姐父亲去世，弟妹年幼，母亲生活无着，弟弟送孤儿院，彩萍经熟人介绍到我家。我家生活也不富裕，但祖母很同情她，遂留下为爸爸养女。后彩萍姐出嫁，其母在我家帮工生活，我们都称呼为“大妈”。后大妈患重病住院，爸爸借了很多钱为其治病。对造反派的逼问，彩萍姐坚定地回答：“他家对我们很好，养父是我家的恩人。”

    朋友之间在精神上应当相互勉励，出发点是真诚；在物质上应当相互帮助，出发点是无私。真诚才能无私，无私方显真诚。凡亲友有困难，爸爸总是倾囊相助。抗战中避居香港的叶恭绰印年谱，爸爸将变卖书画所得之款汇去。谢玉岑遗孤有困难，爸爸托友人带去钱款，以尽后死之谊。老友陈葆藩亏巨款，爸爸除为他征集书画作品数百件外，还篆刻百方象牙印章，让其变价抵空，避免其被扣押、被开除的危境。同样的办法筹款将经亨颐夫妇灵柩安葬故土。1969年，“文革”中，上海好友何时希医师经济上陷入极大困境，来函告急，自己也处在极大困境中的爸爸，仍急人之所急，以50元卖掉一张楠木圆桌，以解何伯燃眉。爸爸总难忘记，在抗日战争期间，家乡屡遭日寇轰炸、沦陷，家庭迭遭变故，极度困难，全赖亲友相助，才得度过难关。家母患肺病，赖有好友李素冰医师诊治，虽无特效药而回天乏力，但是尽心尽力了。逃难中全家十口人有八人病倒，赖有友人白仲英、黄问羹医师前来治愈。爸爸自己劳累过度，昏迷多天，亦赖老友林镜平医师连夜抢救苏醒。爸爸好友陈树人、张大千、陈葆藩、谢稚柳、周亚章、从弟方泽夫等均汇款或送粮。

    爸爸最后岁月里，病魔缠身，全亏老友王敬身医师多次上门救护、诊治。当爸爸在1979年接到中央文化部国画创作组的邀请函要去北京时，正着急如何筹措车旅等费用时，何伯伯及时汇来500元，解了大困难；1980年，为庆贺爸爸八十华诞，何伯伯花了1000元，和张鏖伯伯一起编印了《玉篆楼百印》（其页眉的“介堪治印”四字系介堪外孙侯方衍镌刻）。在当时，500元、1000元都算是巨款了。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在北京国画创作组，遇到了许多解放后失去联系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这使爸爸兴奋不已。

    爸爸生前曾说过，在旧社会有三难：糊口难、处世难、择友难。广交朋友不是滥交朋友。对诤友，敬之；对密友，亲之；对昵友，远之；对贼友，绝之。同门中曾有变节投敌者，爸爸绝不与交。1931年，于右任曾介绍伪监察委员严庄求爸爸刻玉印，刻毕却不付款。爸爸讨了4个多月，讨不到分毫，严氏还说：“如此讨钱，真是斯文扫地。”爸爸光火了，就给于右任去函说：“刻印要钱，是斯文扫地；不要钱是清廉，清廉如监察者，岂应作如是解释耶！”于公派人调解，1932年元旦，由张璁玉（南浔首富）送来50银元了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爸爸应张大千之邀去沪，初住姑夫家，在南京曾有一面之交的刘德铭来访，邀爸爸同住，便迁往刘处，后发现刘行为不轨，乘其不备迁出，断了来往。后得知刘是青帮、大骗子。爸爸是一身正气，爱憎分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