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佩浩编审2007年5月下旬至6月上中旬在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新闻传播系授课中与编辑出版专业同学作了互动，同学们踊跃提问，气氛热烈。先后提问的同学是：叶蒙蒙、李元、赵晓婧、陈枚、杨恺、王秀廷、张希霞、袁丽、王欣、贺明。以下是三次互动的问答汇总。

问：吕老师，欢迎你来南广给我们讲课。你关于图书编辑是伟大建筑师的比喻，对我有很大启发。你能不能进一步谈谈图书编辑工作的意义？我们同学有时对学这门专业有所迷惘，怕将来找不到工作。不知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答：你的问题，让我想起两位古人。

一位是孔子。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以“垂世立教”为宗旨，提出“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等编辑思想，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六经”，创立了儒家学说的思想体系，用作教育弟子的教材，实践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孔子的思想，还通过他的学生们编辑的记录他言论的《论语》一直流传至今。现在，孔子被称为“东方的太阳”、“中国文化的名片”。

另一位是我的本家老祖宗、秦国的宰相吕不韦。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编纂了一部传世之作《吕氏春秋》。相传他让人把这部著作张挂在城门口，让大家挑毛病，如真能挑出毛病者，赏千金。可见，他对他主编的这部著作充满了自信。吕不韦也可谓是组织编纂大型丛书的一个先驱。

据专家们估计，我国现存各类古籍约八万种左右。这些浩如烟海的古籍凝聚了无数先人的智慧和心血。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姓名已不为人知，但他们在编纂活动中，实现了他们“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如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中华五千年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是不可能的。

刚才我讲到图书编辑好比建筑师，他们营造的是精神文明的大厦。其实，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一家家出版社，就是一个个设计院，它们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建筑师，在设计建设象征一个时代文明的文化大厦。每一个文明社会都会有今人的新作品、古人的文化遗产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些都是“建筑材料”，需要有人设计蓝图，并按蓝图要求组织施工。如果设计得好，选用材料和施工合格，就能建成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多层次文化大厦。如果设计不好，或施工不当，或选用材料不结实，大厦不但盖不高，而且会有倒塌的危险。一个出版社在自己的专业分工范围内，不管承担什么样的设计和施工任务，都要有作为建筑师的编辑参与设计和组织施工。这里，编辑工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再讲得理论化一点，书籍可概括地称为文化传播媒介。每一种社会形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文化的发展是集中地反映在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之中的。所以，书籍被称为“知识的源泉”、“人类进步的阶梯”，历代积累的精神财富在书籍中得到最全面、最充分的体现。图书编辑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参与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的工作，也是一种参与塑造人的灵魂的工作。虽然这些并非只是编辑单独做的，但编辑确实是担负这项工作的重要角色。所以，图书编辑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论语·泰伯》）

我在编辑岗位上常常以这段话自勉：“书籍，不但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结晶，而且也是引导人类创造新生活的明灯。图书编辑所编的书，代表他那个时代的文化，也照亮那个时代文化的道路。”这样想，我就有一种动力，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去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想，同学们一旦认识到自己未来的工作是参与精神文明建设，自己是时代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也一定会乐于投身到这项事业中来的。

至于你说的同学们对学编辑出版这个专业有所迷惘，怕影响将来就业。我想，大可不必这样担心。我国有十三亿人口，每人买一本书，就是十三亿本书。这是多么大的市场啊！我国现在正式的图书出版社，有六百多家。到你们毕业的时候，可能还会增加。这些出版社需要大量新生力量。另外，跟做书有关的文化公司也正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也需要大量的图书编辑。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学主持人专业，将来当主持人。但中央和各省、市电视台只有几十家。现在看来，这个行业人才的需求可能是供大于需。而图书编辑出版专业，很多人没有看到它的发展潜力，开设这一专业的学校也不多，培养的学生也少一些，相对来讲，同学们毕业以后，会好找工作。

(高兴地鼓掌)

 一

问： 吕老师，我想问你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作为建筑师，在施工中有没有出过“工伤”？另一个问题是，你认为编辑应当有怎样的业务能力，怎样才算是一个称职的编辑？

答：对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有过“工伤”。十多年前，我和日本《中国巨龙》报的朋友一起，为日中二十一世纪友好委员会理事长福永法源策划、包装过一本书，名叫《法源人生讲谈录》。这本书是从法源在日本出版的几十种图书中收集有关人生哲理的内容编成的。法源曾以日中友好使者的身份访问北京和西安，在两地作过讲演，向与会者赠送了《法源人生讲谈录》一书。后来，媒体披露福永法源是日本邪教组织的头目。新闻出版署专门审查了《法源人生讲谈录》一书，结论是：这本书内容没有问题。鉴于福永法源的政治背景复杂，责令出版社销毁库存的《法源人生讲谈录》一书。应当说，《法源人生讲谈录》一书的出版，客观上为福永法源在中国捞取了政治资本，作为责任编辑，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可以说是一次“工伤”。但所幸的是，我们把住了编审质量关，书稿本身没有问题，没有危害读者。

现在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

图书编辑工作是编书、策划书，主要是同文字打交道。

图书编辑首先要有文字能力，文字是编辑工作的基础，文字能力应是图书编辑的基本功。

文字能力，主要体现在对现代汉语的运用能力上。我们所说的现代汉语，应是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这一点，我在讲图书编辑实务时会具体讲到。文字能力，还包括对古汉语的驾驭能力和外语翻译能力。

从我所在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的情况看，既编辑出版中文书籍，也编辑出版外文书籍。在中文书籍中包括有普及古代经典的读本，在现代汉语文字的书中也经常要引用、转述古籍和外语，编辑如果缺乏这两方面的业务能力，就很难适应现代编辑业务的需要。

掌握好外语，不仅有益于编辑接受信息、增长学识、扩大视野，更是开展业务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如在与国外同行和外国作者谈判、引进外版图书时，外语是重要的工具。

图书编辑要有文字能力，更要有开拓能力。图书编辑的开拓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图书选题的策划上。策划图书，浅层的策划是一本书的编辑构思，深层的策划，是一套丛书或一个时期书籍编辑出版的总体构思。缺乏后面这种业务能力，编辑只能零打碎敲，孤立地策划一本一本书，即使这些书质量很高，称得上是珍珠，那他也只能是养育一颗颗散珠的“珠蚌”，而不能成为制作精美珍珠项链的工艺大师。我刚才讲到的，从盖“小楼”起家，再承建“塔楼”，最后向设计和营造“建筑群”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不断开拓的过程，也是不断创新的过程。

除了文字能力和开拓能力以外，图书编辑还应当培养自己的组织能力。图书编辑的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团结作者和联系读者两个方面。出版社通过编辑团结作者队伍，保证自己有源源不断的稿源；出版社也通过编辑联系读者，以便了解图书市场的信息，为读者多出好书。 

除了以上讲的文字能力、开拓能力、组织能力以外，我还主张图书编辑做社会活动家，积极参加各种学术讨论会和各种文化活动，这也是图书编辑增长阅历、学力和获得人气的重要途径。

    称职的图书编辑，除了有以上说的业务能力以外，应当有事业心，有职业道德，有“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精神。在具体工作中，要有我刚才说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始终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

问：吕老师，我想问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你更看重哪一个？

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图书作为精神产品，对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图书的社会效益；图书作为商品进入图书市场给出版社带来盈利，这是图书的经济效益。一个出版社要生存和发展下去，既要有社会效益，也要有经济效益，就是要实现“双效益”。但在两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出版社会效益不好的书。我个人更看重图书的社会效益。

问：吕老师，你刚才讲话中谈到了编辑风格，并说到你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自己记者式的求新和学者式严谨的编辑风格。你能不能再展开一点话题，具体谈谈编辑风格以及你是如何形成自己的编辑风格的。

答：编辑风格的问题，在业内仍是有争议的。有的同志认为：作家的写作才有风格。编辑工作还不是改改几个错别字，有什么风格可讲？这里还是涉及对编辑工作的认识问题。我认为，编辑工作决不是改改几个错别字的事，也不纯粹是个技术工种，编辑有学，编辑有艺术，编辑也有风格。

编辑工作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要创造性地从事编辑工作，就要讲究编辑艺术。我在担任责任编辑的时候，不仅仅按规范化的编辑程序、编辑方法做编辑工作，而是调动了自己整个的社会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全部的思想感情、聪明才智，创造性地进行编辑工作。这样，编辑出来的书，才能体现自己的编辑艺术，也逐步形成了个人的编辑风格。

风格，原来是用以品评文学艺术作品或人的一个美学概念。现代文学理论所说的风格，指的是作家、艺术家体现个性特色的创作风格。古人也讲风格，并说“文如其人”。这个含义比艺术风格更为广泛，寓有品位、品格的意思。所谓编辑风格，我认为，它的含意更接近古人所说的用来品评人及其所写文章的那种风格，即包括艺术风格，也包括决定艺术风格的人的素质。可见，编辑风格的形成，不仅与编辑艺术有密切关系，也与编辑素质有密切关系。

编辑风格是编辑艺术的体现。风格是成熟的表现。编辑趋于成熟，编辑艺术趋于成熟，才会形成风格。一些老编辑家，如张元济、鲁迅、茅盾、叶圣陶、邹韬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编辑风格。一些著名的出版社，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生活书店，等等，也有它们的编辑风格。如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学者式严谨，邹韬奋和生活书店的战士式泼辣，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的青春型活泼，都是这些前辈个人和以个人影响到出版社的不同的编辑风格。

记者式的求新和学者式的严谨，是我的朋友、原广播电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品兴先生对我的评价。我做了二十年的广播编辑兼记者。记者的特点，就是求新，报道最新的新闻事实。我把这种职业习惯带到图书编辑工作中，集中体现在我编辑的图书从内容到形式追求新颖，有特色。学者式的严谨，就是指我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

我在出版社期间，先后编辑加工了张品兴先生编著的《书信写作鉴赏辞典》、“中国文化名人谈丛”（十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品学生文库”（五种）、《国民性面面观——中国名人论中国》共十七种图书，出版了十三种。他从我担任他众多图书责任编辑的工作中，看到了我一贯的、反复体现的编辑艺术和个性特色。他在2000年为我所写申报编审证明材料时说，“吕佩浩同志是已经形成独特编辑艺术和风格的编辑”，并举了很多我为他改稿的实例，证明他的看法。

我的这种编辑艺术和风格，以后我在讲选题策划和编辑实务中还会谈到。我想说的是，编辑风格，不是高不可攀的，也不是听任其自然形成的。只要我们有明确的目标，自觉、主动、不懈地去追求，每个人都可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编辑风格。

(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