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学识渊博，晚年致力于教育，相传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他整理《诗》、《书》等古代文献并删修鲁史官所记的《春秋》，使之成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不仅如此，孔子在其文论思想方面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璀璨瑰宝。

　　孔子的文论思想较集中地显露在《论语》中。《论语》是一部语录体的儒家经典，共二十篇，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孔子文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孔子主张文艺的形式与内容应完美结合。他在《论语.卫灵公》中说道：“辞达而已矣”。可见，孔子既重视内容又不忽视形式。“辞”属于形式范畴，它是用来抒情达意表现内容的。首先要“辞达”，即能表现内容，显露心声，没有这一点，其他的当然无从谈起；紧接着的“而已矣”，从语气看，他是反对华丽辞藻的。不过，他反对的是超出“达意”的华丽辞藻，这在《论语.雍也》中尤以显见：“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如《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所述的美，是指《韶》、《武》形式的完美，善指内容的妥善。他认为，《韶》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武》尽管形式完美，但内容不够完善。孔子的这些文艺思想是有相当的理论高度的。

　　孔子文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他认为诗和乐可以培养人们的品德，指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为此注解到：“学诗之后即学礼，继乃学乐。盖诗即乐章，而乐随礼行，礼立而后乐可用也。”----修身从学《诗》开始，在“礼”的基础上发展，于“乐”的陶冶中完成。

　　在发挥社会作用的文艺中，孔子很看重诗歌。在《论语.阳货》中他曾经这样说道：“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里的意思很明白：诗歌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作用，它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它可以“考见得失”，“观风俗之盛衰”，具有认识作用；它可以交流思想感情，使人们互相切磋，达到团结的目的；它可以“怨刺上政”，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孔子的这些论述，是对诗歌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不仅在当时算得上是精辟的见解，对后代诗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清代的袁枚就以孔子的言论为据，作为批评封建时代文人的“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论日用”的准则。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中写道：“子曰'可以兴'、'可以群'，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观'、'可以怨'，此指说尽者言之，如'艳妻煽方处'，'投畀豺虎'之类是也。”这里道理说得很透彻，诗歌表现的内容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只要是情感真切，都能显见其性情，都能起到具有社会意义的教育作用。

　　上述的这些文艺思想的见解主张和孔子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他文论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孔子在政治上主张“正名”、“复礼”，意在恢复、维护贵族等级秩序。同时他又大力宣扬“仁”的学说，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仁政，反对苛政和刑杀，曾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点。

　　孔子要求诗的内容纯正，合乎德治仁政的标准，就是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的。他用“思无邪”来概括《诗经》的全部作品，政治色彩是何等鲜明！孔子强调“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何乐？”主张文艺内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约之以礼，做到中和。从客观上说，这是符合贵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起到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目的。

　　孔子主张诗歌“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很明显，这和他的政治态度密切相关。孔子所处的社会，等级森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容不得半点超越。当年季氏曾“八佾舞于庭”，为此孔子义愤填膺，连呼“是可忍，孰不可忍！”即使是孔子认为已达到尽美程度的《武》乐，因其未能体现歌颂施仁政，而以征伐取天下，故终未能得到孔子赐予的“尽善”桂冠；而表现舜接受“禅让”能继承尧的德业的《韶》乐，孔子则倍加赞赏，品析之后竟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的文论思想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其特征上看，都明显打着他那个阶级的烙印，都有其难免的历史局限性。但应该肯定，他的许多见解和主张，包括他文论中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在现在看来都还具有一定价值，其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